镇江市除四害管理办法
江苏省镇江市人民政府
镇江市人民政府文件
镇政发〔2002〕184号
关于印发《镇江市除四害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辖市、区人民政府，镇江新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驻镇单位：
现将《镇江市除四害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二年九月六日
镇江市除四害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除四害工作的管理，预防、消除疾病的发生和流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根据《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防治实施办法》和《食品卫生法》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等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四害是指老鼠、蚊子、苍蝇、蟑螂等传
播疾病的病媒昆虫（以下简称四害）。
第三条 消灭四害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本市范围内一切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除四害实行“谁主管、谁负责"，“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工作所需经费由各单位和住户自行负担，公共无主地块由所在地政府承担。
第五条 镇江市卫生局是除四害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市爱卫办）具体负责除四害工作的组织实施，监督检查工作。辖市、区爱卫办负责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本辖区内的除四害工作。
第六条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同级爱卫办的组织协调下，负
责除四害工作的技术指导、四害密度的监测、消杀药物效果与抗性监测，并定期向同级爱卫办提供有关技术资料和四害密度的监测数据。
第七条 城管、教育、文化、宣传等部门及各社会团体均有义
务促进除四害工作，要积极宣传和普及除四害知识，提高市民的卫生素质，树立人人爱清洁、个个讲文明的社会新风尚。
第八条 各单位和住户要采取改造环境、控制四害孳生地及直
接杀灭四害等综合防治措施，对易孳生或易招致四害的行业和场所，要有专管人员、专管制度和完善的防治杀灭措施。
第九条 生产、加工除害药物、器械的单位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并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任何单位不得经营、使用无证产品。
第十条 一切从事饮食、食品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单位
和学校的集体食堂必须保持内外环境整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老鼠、蟑螂、苍蝇和其他有害昆虫及其孳生条件；应有有效的消毒、防尘、防蝇、防鼠和符合卫生要求的污水排放、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施；食品加工、经营、贮存的场所、设备应当保持清洁，
无霉斑、鼠迹、苍蝇、蟑螂。
第十一条 各单位应按城市环境卫生设施标准修建公共卫生设施，并对垃圾、粪便、污水进行无害化处理。要严格控制所属范围内的四害孳生场所，彻底整治四害孳生地，并运用生物、物理、化学等方法消灭四害。
第十二条 建筑工地的除四害工作，由施工单位负责，停建工地
由建设单位负责。
第十三条 除四害业务可委托专业化消杀企业，实行有偿服务。
除四害工作要逐步过渡到科学化、专业化、市场化运作。
第十四条 专业消杀企业从事除四害工作，必须确保承包质量，
自觉接受市爱卫办的检查、监督。
第十五条 爱卫办应经常开展除四害的检查工作，对除四害工作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各级政府要给予表扬和奖励。
第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卫生行政部门根据下列不同情况分别给予行政处罚：
（一）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五百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由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食品生产过程中不符合卫生要求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单位未按城市环境卫生设施标准修建公共卫生设施，未对垃圾、粪便、污水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严重的，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由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四）妨碍爱卫办监督管理人员依照本办法进行监督检查或拒绝执行除四害预防、控制措施
的，可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爱卫办监督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职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卫生行政机关申请复议，或者依法提起行政诉
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八条 除四害监督管理机构和除四害监督执法人员，必须尽
职尽责，依法办事，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本办法有关用语含义：孳生地：是指适宜蚊、蝇、老鼠、蟑螂等虫害繁殖生长的场所，如积水、阴沟、下水道、垃
圾堆、垃圾箱（房）、泔浆桶、粪池、粪坑、粪缸、厕所等。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镇江市卫生局负责应用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2年11月1日起执行，镇政发［1995］258号《镇江市除四害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税法公平价值论*
李 刚**
目 次
前 言
第一章 税法公平价值研究之基础——若干基本概念的界定
第一节 税收与税法
税收的起源·税收（法）的本质·税收和税法的概念
第二节 税法的价值与基本价值
税法的价值的概念与含义·税法的基本价值
第二章 税法的公平价值
第一节 税法的公平价值体系
第一层次的形式正义——税法的平等适用·第二层次的实质正义——税法的征税公平·第三层次的本质公平——税法的起源
第二节 税法公平价值研究的理论意义
重新明确税法的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之间的关系·为税法价值论的形成奠定基础
第三章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由税法公平价值研究引出的若干思考
第一节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概述
概念与内容·支点与核心——契约精神
第二节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由依法治税到税收法治·立法方面：在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下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为依法治税提供立法保障·执法和守法方面：以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指导重构税收法律意识，为依法治税创造思想条件和观念基础
前 言
税法学与其它法学学科相比较，还是一门新的学科。即使是美国、德国等法律制度和法学研究较发达的国家，将税法作为法学的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和教学，一般说来也才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日本，对税法的正式研究则始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1]而在新中国，法学研究自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起步后，遭受了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挫折，在七十年代以后才进入现代法学的复兴和发展时期。[2]其中，税法学研究更是晚了近十年，从八十年代中期发端，至今也不过十四、五年的时间；[3]加上在研究方法和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税法学研究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亟需改进之处。[4]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税法学基本理论研究的不足。所以，加强税法学基本理论研究就成了税法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因为，其一，唯有奠定坚实的基本理论的基础，才能构筑并建设好税法学学科的大厦；其二，也唯有在税法学基本理论方面下工夫，才能凸现税法学研究与税收学研究之间的区别，从而改变长期以来税法学实际上依附于税收学的非正常状况。
笔者之所以选择“税法的公平价值”为题，既欲以不逮之力填补税法学研究目前为止之空白，又图凭非分之心反思税法学之基本理论进而为修正、完善之事。换言之，笔者意欲集研习税法学两、三年来于税法的本质、概念和特征、税收法律关系、税法的基本原则、税收立法、税收法律意识等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所思所想，以“税法的公平价值”一题为点，切入并进而扩展至整个税法学基本理论。
纵观新中国税法学研究有史以来的研究成果，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与“阶级斗争”、“强制”、“义务”等名词和观念紧密相连的，由此这些名词和观念亦进入税法学理论，成为其内在的、被认为是完全合理的本质因素，进而影响乃至主宰了税法学基本理论和具体制度的方方面面。此其一。其二，税法学理论研究者由于其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并受长期以来注释法学和服务法学的驱动，以及依附于税收经济学研究的惯性作用，偏重于对税法作制度层面上的建构和释义，淡化、忽视甚至回避了有如税法的起源和本质等根本性的基本理论问题，更遑论与其他法学学科的交叉、融合分析与研究。[5]时至今日，在新中国建立和发展以“公平、自由和效率”为内在理念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税法学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由于上述两大根本原因而有陷入难以为继之虞，仍然仅作制度层面上的注释甚至创新，以及实务操作方面的改进乃至完善，亦难救其于困境之中。
其间，虽有不少税法学者对西方的税法理论和制度作过介绍和研究，谓之“借鉴和参考”。但多数仍然只是制度层面上简单的“移植和借用”，并未从深层次的理论角度去考察西方税法理论的合理性，进而以此反思我国税法基本理论的不足和欠缺之处。笔者经过认真、慎重地比较研究，认为，我们可以借鉴和参考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的税收理论──如公共需要论和交换说等──中的合理因素，来修正、完善我国税法的基本理论。这一合理因素，概言之，即为“契约及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来自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所派生的契约关系及其内在原则，是基于商品交换关系的一般要求而焕发出的一种平等、自由和人权的民主精神”。[6]契约及其所内涵的契约精神，不仅是现代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最佳体现，也是现代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灵魂”；其对“平等和自由”的价值追求，恰恰可以弥补传统税法学理论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义务性”等观念所导致的不足和欠缺，不仅可以改善传统税法学理论中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相对立的局面，而使之趋向于和谐一致，还可以赋予税法学理论在跨世纪进程中为适应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而必备之调适能力和创新性。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法学现代化的大背景中，以“契约精神”为支点和核心，反思和修正我国传统税法学理论，可以为我国税法之现代化提供一条理论上可能的途径，或者至少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从某种角度来说，本文所探讨的“税法的公平价值”即是上述“契约精神”于税法领域的展现。换言之，笔者是在所谓“现代税法学基本理论”（请允许我暂时如此称呼）的基础上展开对“税法的公平价值”的探索和讨论，并试图由此发散和折射出笔者对“中国税法之现代化”问题的若干思考。至于其全面、深入的研究及体系的构建——即税法价值论的形成，则有待于笔者日后在导师提携和学友帮助之下循序渐成。
第一章 税法公平价值研究之基础
──若干基本概念的界定
如前言所述，传统税法学由于支撑其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的不足以及研究方法的偏误等两大根本原因，逐渐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仍于其理论框架中再行制度注释甚或“理论创新”之举，对中国税法之跨世纪变革，或曰其现代化并无多大裨益。故笔者意欲在所谓“现代税法学”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本题的讨论。而水自源来、木从本出，对现代税法学加以大致描述的最佳途径无疑是从税法学基本概念的界定入手。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税收和税法等基本概念加以界定的意义，不仅在于为本文对税法公平价值的研究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同时也是为了明确作为理论工作者准确使用概念和范畴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避免因对概念和范畴理解的不一致而引起无谓的争论。[1]换言之，本文对税法的公平价值的探讨，是建立在笔者对税法学基本概念的重新界定、乃至对税法学基本理论的重新思考的基础之上。
第一节 税收、税法与税收法律关系
“税收和税法之间天然的、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似乎已经成为税法学者应当牢记的第一条规律。[2]因此，在界定税法概念之前明确税收的含义也就成为一种惯例。而本文正是在解决了税收起源、亦即税法本质问题的前提下，来界定税收概念的。
税收的起源[3]
“‘自从恺撒奥古斯都以后，实现了对整个世界的课税。’（《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事实的确如此，从那时起，世界一直处于‘恺撒时代’”。[4]在税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早期，普遍的观点认为，“纳税”是人与生俱来的义务，而“征税”也是国家顺理成章的权利（力）；但是，这一观念的合理性在14、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后开始受到挑战。这一挑战最初来源于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荷兰伟大的法学家和思想家格老秀斯（Hugo Grotius）把国家定义为“一群自由人为享受权利和他们的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完全的联合”，提出了国家起源于契约的观念。[5]英国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国家起源于“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按约建立”的“政治国家”的一切行为，包括征税，都来自于人民的授权；人民纳税，乃是因为要使国家得以有力量在需要时能够“御敌制胜”。[6]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辩护人、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在试图以自然法学说说明国家的起源和本质问题时，提到：“诚然，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7]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中专章（第十三章──笔者注）论述了“赋税、国库收入的多寡与自由的关系”。他认为，“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他所余财产的安全或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8]而作为社会契约观念集大成者的卢梭（Rousseau）则将国家起源于契约的理论作了最为系统的表述。对他而言，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9]
因此，在古典自然法学家们看来，国家起源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向社会状态过渡时所缔结的契约；人们向国家纳税──让渡其自然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他的其他的自然权利，以及在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人们对国家的要求。无论如何，纳税和征税二者在时间上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先同意纳税并进行授权，然后国家才能征税；国家征税的意志以人民同意纳税的意志为前提，“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指“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引者注），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10]所以，人民之所以纳税，无非是为了使国家得以具备提供“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s）或“公共需要”（public necessity）[11]的能力；国家之所以征税，也正是为了满足其创造者──作为缔约主体的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
19世纪末以来至20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走向垄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逐步从经济自由主义转向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与此同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之一的税收和法律手段之一的税法，其经济调节等职能被重新认识并逐渐加以充分运用。今天，在现代市场经济日益向国际化和全球趋同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下，世界各国在继续加强竞争立法、排除市场障碍、规制市场秩序、维持市场有效竞争，并合理有度地直接参与投资经营活动的同时，越来越注重运用包括税收在内的经济杠杆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保证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也就满足了人民对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保持稳定的需要。[12]
税收（法）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