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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的价值

（周倍良，清华大学法学院）


一、价值——法的价值——商法的价值
商法的价值是一个相当宽泛的问题，笔者认为要谈论其价值，必须的先弄清楚一般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在这之上，才可能对商法的价值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价值，普遍意义上的看法是是客体对主体的满足程度，它既反映了客体呈现给主体的客观属性，也包含了主体对客体的评价。因此，法的价值我们可以这样给它定义：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为基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这样的一个定义重点在于强调人们对于法在维护各种基本价值方面的希望，而并不强调法自身所具有的品质（虽然在广义上，这也是法律价值的一种。但是，笔者认为人的存在是价值研究的出发点。所有价值问题都与人有关。离开人，所有价值问题都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价值判断的问题应当通过人们的目的论来解决。即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于人来说的。所以，在以下的讨论中，本文主要讨论人们对商法价值的追求，而忽略商法自身的功能）。法理学上， 对法的价值的分类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不管哪一种分类，只要是建立在法律价值的科学概念基础之上，都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为了更好的研究商法价值，本文尝试着将商法的价值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商法的终极性的价值追求，一是商法在这个终极追求下的价值名目。前者就是“商法所追求的社会目的和理想”。如果给它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称谓的话——法的目的性价值。而后者则指的是“商法为了实现其目的性价值而应具备的基本属性或共性价值”，我们可以称之为工具性价值。当然需要指出的，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分类法具有相对性，它们之间并没有十分绝对的界限。应当说，一切价值都表现为目的，只不过是有些价值是从整体和最高意义上而言的，而有些价值则是局部的服务性的，和那些更高的目标相比，它们是为了实现、完善这些更高级目标的条件的。
二、目的性价值
（一） 目的性价值概述
　 一个部门的法律规范相互之间及其整体，都应当是一群具有“目的性”的规范。整体的法就应当是为了实现该体系的目的和价值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在价值体系中，人们往往把它叫做终极性价值。这是一个更上位、居统帅地位的概念。这就好比一支军队总有一个内容明确的目标；一次行动总有一个光明正大的任务一样。正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终极性价值是最高的统帅性价值追求，那么在商法体系中的这样的终极性价值就应该是唯一的了。也就是说，在商法中，这个终极性的价值将是其所有内容以及在此之上体现出来的所有精神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在商法中，所有的特征和原则都是为体现终极性价值而服务。它是商法的核心所在。那么商法的终极性价值究竟是什么呢？对此学者们众说纷纭。观点一认为，商法最终的价值是实现商事活动的自由、安全；观点二认为，商法的终极价值是实现商事主体的营利……
（二）商法的终极性价值——实现商事主体的营利
笔者认为商事法的终极性价值是实现商事主体的营利，即实现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这一点表现在商法上就是从法律制度上规范以营利为动机的商事行为，保护自然人、企业的营利，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之所以这么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证：
1 从商法的发展历史来看。商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的罗德岛法（Lex Rhodia），甚至更早的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海事法。伴随着人类从自给自足的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简单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问世于人间。尤其是货币出现以后，奴隶社会的商事交易出现某种繁荣。伴随着简单商事交易的发展，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规范商事交易行为，简陋的商事法规就自然而然的出现了。虽然，古代商事法被深深的打上了奴隶制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烙印，不仅尚未从一般的民法规范中分离出来，而且自身也积极简单。但不能否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中世纪，欧洲虽然处于封建王权和神权的铁幕统治之下，但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可阻挡，地中海沿岸城市的发展，“经济的专门化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除本地及市镇市场以外，出现了大的定期集市，其中最著名的是香槟伯爵领地的四大集市……”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的出现。但是由于封建主和教会势力的强大以及对商业的歧视和抵制，封建法和教会法不可能为商人提供法律规则和救济措施。基于此，商会不得不另立规范，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商会形成了自己的自治权和裁判权，这种规约经历了从11世纪至14世纪几百年的时间，终于形成了中世纪商事法即商人习惯法。虽然商人阶层通过自治运动而创立的习惯法无法被纳入到国家法的体系之中，只能以民间法的状态存在。但其以成为近代商事法的起源，无疑也是不争的事实了。进入近代，伴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的纷纷确立，以及工业革命的推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全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与之相适应，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各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商法编撰运动。并影响到全世界。最终奠定了商法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不可动摇的地位。从商法的确立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商法始终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而发展的。而商品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追求经济效益，调动全社会的一切资源来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在这个过程中，商法担当的任务就是为整个社会实现营利的目的提供制度上保障。这从更本上反映了商法的终极价值就是追求营利。
2 从商法与民法的比较来看。商法与民法，虽同为规定关于国民经济生活之法律，有其共同之原理，论其性质，两者颇不相同。盖商法所规定者，乃在于维护个人或团体之营利；民法所规定者，则偏重于保护一般社会公众之利益。为了实现维护个人或团体的营利，商法在沿袭民法的一般规定外，还就商事行为特有的情况而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如关于商事时效和法定利息的规定，关于商号、商业帐簿和共同海损的规定。
3 从商法的自身的具体制度来看。商事法以规定商事主体和商事行为为己任。而这些规定的本质集中地表现为规范营利行为。商事法的营利性并不表现为指导人们如何营利，而在于以法律制度构造自身营利的统一有机体。或者，以法律制度规范以营利为动机的商事行为。就拿公司法来说吧，发起人之所以创设公司，旨在营利，公司之所以从事营业活动，是为了营利，股东之所以转让其所持有的股票，还是为了营利，非股东之所以购买股票，莫不以营利为目的。还比如贯穿其中的企业维持制度等等。因此，确认营利、保护营利是商法对商事交易价值规律的客观反映，是商法的基本精神。
三、工具性价值
法应当具备的品质无外乎就是公平、正义、权利、自由和秩序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法律价值。我们当然也可以堂而皇之的将这些法理学已经研究出来的结果应用于商法这个更为具体的法律部门中来。但是这种很保险的研究是否有助于我们对于商法价值体系有更为清晰而更为深刻的理解，也许需要打上一个问号。对于商法而言，虽然它的工具性价值也包含着这几个方面，但是我们需要明白即使我们将这些已有的概念用于商法这个特殊的领域，它们实际上也已经被赋予了一种有别于一般法理学的特殊含义。人们常常忽视对不同法律部门的价值体系中同一价值形式的比较研究。而同一价值形式在不同法律部门中的定位的差异，却恰恰是部门法之间区别的内在体现。同样的价值如公平、效率，当把它们作为民法、经济法和商法各自的价值追求来进行研究时，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的极大差异。在商法中，反映其终极性价值的共性价值集中地体现为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和促进商事交易的效率。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原则又是统一于商事法的终极性价值——实现商事主体的营利。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原则，其作用就是为现代商事交易活动提供一个稳定而安全的市场秩序，排除不安全因素，为商事主体进行商事行为保驾护航。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交易的快捷、便利已成为商事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要最大限度的追求经济效益，实现营利。就必须提高商事交易的效率。促进商事交易的效率原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其主要表现为在商事交易过程中，缩短交易的周期、降低交易的成本、增加交易的次数和提高资金的利润率。
（一）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
现代商事活动，随着交易标的的增大、交易手段的复杂、交易周期的加快、交易范围的扩大，交易的风险日益突出。为了增强商事主体的安全感，调动人们从事商事交易活动的积极性，保障交易安全便成了商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保障交易安全就是要减少和消除商事交易活动中的不安全因素，确保交易行为的法律效用和法律后果的可预见性。现代商法采用了要式主义、公示主义、外观主义和严格责任主义，以保障交易之安全。
1 要式主义。所谓要式主义是指商法对公司章程、招股说明书、票据、保险合同、提单、仓单等重要的商事文书，大都规定了法定必载事项和相应的格式，以避免当事人在重大问题上的疏漏。例如，我国《公司法》第22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必须载明以下10个法定事项：公司名称和住所，公司经营范围，公司注册资本，股东的姓名或名称，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股东的出资方式和出资额，股东转让出资的条件，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的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股东依法还应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
2 公示主义。所谓公示主义是指商法要求交易当事人对涉及利害关系人利益的客观事实必须公告周知，以便利害关系人有所了解，免受损害。在我国这些制度主要是：（1）公司登记的公示；（2）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公司信息公开，包括招股说明书的公布、股票上市报告的公布、财务报告等的公布和备置；（3）公司债券募集办法的公布；（4）船舶登记的公告。具体的法条中也有相应的规定。例如，我国《公司法》第184条至第186条规定，公司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时，应自作出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至少公告3次。我国《证券法》第62条第1款规定，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而投资者尚未得知的重大事件时，上市公司应当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实质。
3 外观主义。所谓外观主义是指商法以交易当事人的行为外观为标准而认定其行为的法律效果。按照外观主义，交易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与意思表示不一致时，以意思表示为准，意思表示一经成立即发生法律效力。假若允许当事人以外观表示与真意不符而撤消商事行为，则显然不利于交易关系之稳固，从而造成交易的不安全性。商法中的外观主义以票据法的规定最为典型。例如我国《票据法》第4条规定：“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依法定条件在 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第14条第3款又规定：“票据上其他记载 事项被变造的，在变造之前签章的人，对原记载事项负责；在变造之后签章的人，对变造之后的记载事项负责；不能辨别是在票据被变造之前或者之后签章的，视同在变造之前签章。”
4 严格责任主义。所谓严格责任主义是指商法对商事交易的当事人规定了严格的义务和责任。商事公司之行为，多依赖于公司之负责人，其负责人之责任，若不予以严格的规定，势必妨害交易之安全。为此，我国《公司法》第63条规定，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97条又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在公司不能成立时，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负连带责任，在公司不能成立时，对认股人已缴纳的股款，负返还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连带责任，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由于发起人的过失致使公司利益受到损害的，应当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二）促进商事交易的效率
商事交易，重在简便、贵在迅捷。对于商事主体来讲，简便迅捷的商事交易，就意味着交易周期的缩短、交易成本的降低、交易次数的增多和资金利润率的提高。为了促进商事交易的效率，商法确立了促进交易简便迅捷这一基本原则。商法贯彻促使交易简便迅捷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交易最为简便的方法就是确认当事人的商事契约自由与方式自由。因为，当事人在意志自由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明智的决策，去谋求利润最大化。为此，商法对某些商事交易事项，如公司法中公司章程的任意记载事项、票据法中票据的任意记载事项、保险法中保险标的价值的约定、海商法中海上保险之委托等均允许当事人自行约定，其宗旨即在于促使商事交易的简便迅捷。
2 交易方式和交易客体的定型化。交易方式的定型化就是指商法将交易的方式预先规定为若干类型，使任何商事主体，无论何时交易，都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如对销售商货柜商品明码标价的规定，记名证券的背书转让与无记名证券的交付转让等。交易客体的定型化就是指商法对交易客体的商品化与证券化。交易的客体，若是有形物品，使之商品化，予以划一的规格或特定的商标，确保大量交易迅速成交。交易的客体，若是无形的权利，由于不便流通，商法使之证券化，如股票、公司债券、支票、汇票、本票、保险单、运输单、提单、仓单等证券，商法均规定了一定的内容和格式，使之定型化，便于使用和流通。
3 短期时效主义。所谓短期时效主义就是将交易行为所产生的请求权的时效期间予以缩短而从速确定其行为效力的立法规定。商法为谋求交易的迅捷，颇多采短期时效主义之规定。如我国《票据法》第17条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2年。见票即付的汇票、本票，自出票日起2年；持票人对支票出票人的权利，自出票日起6个月；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6个月；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3个月。我国《保险法》第26条规定：人寿保险以外的其它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二年不行而消灭。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五年不行使而消灭。我国《海商法》则从第257条至第267条对短期时效作了专章规定。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不同的人，商法的工具性价值的划分也许就不同，比如有人会认为自由、公平也是商法的工具性价值。这当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认为，既然作一种学理上的分类，就要做到既能穷尽各个方面，又能高度概括。基于这个原因，本人认为将自由和公平作为工具性价值有不妥之处。因为，自由虽也为商事交易的一项重要原则，但深究其中，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是包含于商事交易的快捷原则之中的，商事交易之所以能够做到快捷、便利，就是因为它采取了区别于经济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在众多规范中实行自由主义原则。如尊重当事人的意识自治，确认当事人的契约自由与方式自由的规定。而公平原则，无可非议是所有法律均具备之本质。其精神本质在上面的保障交易安全与快捷两大原则中自然得到了体现，故本文不再予以详细论述。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安全与快捷这两个原则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应该是相互统一，相互和谐的关系，而不是对立分离的。商事交易的快捷必须建立在交易的安全原则之上，否则这样的快捷是无基石之快捷，也是不能长久的快捷。反之，如果商事交易片面强调安全因素，则势必影响商事交易的顺畅进行和整个社会经济价值追求的实现。同时，安全与快捷这两个原则又是统一于商法的终极性价值——实现商事主体的营利性目标的。纵观两者的关系，它们是互相统一、互相依存、不可分离的。


参考书目：王保树主编 《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雷兴虎 《略论我国商法的基本原则》


编号：

财产犯罪法益研究之分析检讨


论文提要：

侵犯财产犯罪是高发型犯罪，占据刑事案件的多数，各国刑法理论和实践一直对于侵财犯罪保持了恒久的关注，依照通说侵财犯罪属于自然犯罪，相对于行政犯罪具有更为普及的文化道德谴责，所以国民对于侵犯财产犯罪着潜意识历史的评价，如果说刑法具有正义的品质，那么对于侵犯财产犯罪的理论体系必须明确客观且蕴含公正，可是作为法律人，我们知晓法律理论最为深奥的并非当下标新立异的观点学说，反而是法学理论长期的学说争论更加博大精深、直指真理，在如今经济关系复杂发达的境遇下，财产犯罪的法益到底是财产所有权还是占有状态抑或是财产利益之本身，刑法理论并没有较为统一的判断，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疑虑，本文将从例举案例展开，介绍国内外主流学说并予以评价，最后在已经较为成熟的观点上作出修正提出笔者的观点，希冀用自身微薄之力为司法实践有所助益。（全文共9698个字）





概 述
侵犯财产犯罪是高发型犯罪，占据刑事案件的多数，各国刑法理论和实践一直对于侵财犯罪保持了恒久的关注，依照通说侵财犯罪属于自然犯罪，相对于行政犯罪具有更为普及的文化道德谴责，所以国民对于侵犯财产犯罪有着潜意识历史的评价，如果说刑法具有正义的品质，那么对于侵犯财产犯罪的理论体系必须明确客观且蕴含公正，可是作为法律人，我们知晓法律理论最为深奥的并非当下标新立异的观点学说，反而是法学理论长期的学说争论更加博大精深、直指真理。在如今经济关系复杂发达的境遇下，财产犯罪的法益到底是财产所有权还是占有状态抑或是财产利益之本身，刑法理论并没有较为统一的判断，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疑虑，又因为规范财产制度原本是民法最重要的职责，财产也成为法律体系中最频繁、最广延的概念，在同一法律语境下，部门法之间逻辑概念的推演和殊途同归的价值认证使得刑法理论必然受到民法中财产制度的暗示，但刑法理论的展开需要借助民法研究成果时必然也受到民法学理论高度的限制，故而研究侵犯财产犯罪的学者们希望通过国外先进的刑法理论找到一言以蔽之的判断标准确保刑法在实际的操作中与时俱进，但侵犯财产罪的复杂的表现形式提醒我们不能满足于前辈的成就中，疑难案例是推动法学发展的原动力，本文将从例举案例展开，介绍国内外主流学说并予以评价，最后在已经较为成熟的观点上作出修正提出笔者的观点，希冀用自身微薄之力为司法实践有所助益。
关键词：本权、占有、法秩序、财产利益
一、 问题的提出和国内新派学说观点
从传统刑法理论来看侵犯财产犯罪的法益或者说客体是公私财产权利 ，这样的表述一直笼罩着国内刑法的主流学说，但是我们发现如果坚持这样的学说很难解释以下的案例，案例一：受害者也就是原所有权人从盗窃犯手中将财产“秘密窃取”回来是否构成盗窃罪，既然民法中有物在呼叫主人的法谚，刑法能否将之评价为犯罪；案例二：第三人从盗窃犯手中盗取财产，盗窃犯本人不可能对财物拥有所有权，第三人也没有对该财产拥有权利，该行为侵犯的法益又是什么，能不能将其归纳为犯罪；案例三：诈骗他人手中的毒品或者其他违禁品数额巨大的能否表述为侵财犯罪，违禁品的财产权利应为国家垄断，非法利益能否得到国家保护；案例四：某人因为违反交通法规车辆被有关部门扣押，为了避免行政处罚的被动，夜间将自己的车辆“偷”回，事后查明其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最高处罚是罚款上限为500元，那么其“偷”回自己所有的车辆的行为如何定性，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还是侵犯财产犯罪，如果定性为盗窃罪数额又如何计算；案例五：某人对他人负有债务又不愿意偿还，便持刀威胁债权人写下放弃债权的书面文件，债权既然难以占有公示，能否成为侵犯财产罪的法益，如果不定性为抢劫罪又该如何评价。
对于以上疑难案例，依照传统理论中认为“公私财产权利”是财产犯罪所保护的客体已经难以解释，张明楷教授提出了“侵犯财产罪的法益主要是财产所有权及其他本权，其次是需要采取法定程序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但是在非法占有的情况下，相对于本权者恢复权利的行为而言，该占有不是财产犯的法益 ”，其中本权包括合法占有的权利和债权，依照该观点，案例一受害人盗取回自己的物品没有侵犯盗窃犯的财产权，虽然侵犯了财产目前的占有状态，但是该行为是本权人恢复权利的行为所以不构成犯罪，但是第三人侵犯了盗窃犯对于财产的占有法益构成盗窃罪，毒品及其他违禁品应当通过法定程序进行收缴，同样违禁品也具有财产价值所以案例三也可以定性为财产犯罪，再次债权可以评价为本权，所以案例五中的逼迫债权人放弃债权应构成抢劫罪。
二、 国外侵犯财产罪法益的学说观点
德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一员，其法律理论一直保持着领先的地位，但即便如此，德国刑法理论对于财产犯罪所保护的法益仍然争论不休，目前主要有三中观点较为突出。
（1 ）法律的财产说，此说认为刑法中的财产就是民事法上的权利，财产罪的本质是侵害民事法上的权利，处罚财产罪所要保护的也正是这种权利，但按此说，不法原因给付物（如嫖客给妓女的预付款、赌博者支付的赌资等），无效债权，采用盗窃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物，由于不受民事法律保护，违禁品也不能成为财产罪保护法益的财产。无论本权人或第三者盗取、诈取、侵占这类钱物，自然也就不能构成犯罪 。
（2 ）经济的财产说，此说认为，凡是有经济价值（或金钱价值）的利益都是财产，都可以成为财产罪的保护法益，反之，没有经济价值的东西，即使是民事法律的保护的权利，也不成为财产。对这种权利的侵害，不可能构成财产罪，至于经济利益是合法还是非法取得的，占有者是否有民事法上的权利，则在所不问，因此，盗窃犯偷来的赃物，因为有金钱价值，自然也是财产，不仅第三者采取非法手段从盗窃犯手中夺取，构成财产犯罪，而且权利人（如所有者）不通过法律程序直接私下取回，也构成盗窃罪 ，以该说类推诈骗妓女免收嫖资数额巨大，如果可以将妓女的性服务评价为“具有经济价值的劳动力”也可以构成诈骗罪。
（3 ）法律的、经济的财产说，此说是前两种学说的折衷说。认为除违法的利益外，由法秩序保护的整体上有经济价值的利益是财产。财产罪的保护法益既有民事法上权利的一面，又有经济利益的一面，要把两方面结合起来考虑，法律上的财产说与经济的财产说都只是强调了其中的一面，忽视了另一面，因而容易走向极端，并导致不合理的结论。所以，只有法秩序承认的利益，或者说只有民事法上应该保护的利益，才能成为财产罪的保护法益。但是，刑法上的法益也可以是民事法上无权利的利益，只不过不能是民法上不被保护的违法的利益 。如果我们站在该学说角度可以推出一国法律体系原本一体，刑事法律不只是民事法律的继承，一般来说民事法律所确定的具有财产价值权利是财产犯罪所保护的法益，但是民事法律未规制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作为整体法秩序的需要也可以成为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刑法可以通过威慑表示自己独立的主张来促进法秩序的和谐正义。
日本刑法学家对于德国刑法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予以完善并对我国刑法理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在财产犯罪所保护的法益主要有以下观点：
（1 ）本权说，此说认为，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是指财物的所有权及其他本权，本权是指法律上的正当权利，即行为人占有财物是基于法律上的正当理由，本权首先是指所有权，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本权，如租借权、抵押权、质押权、留置权等。行为只有侵害了他人的这种本权，才构成财产犯罪 。例如，盗窃他人合法所有的财物就是盗窃罪，但盗窃他人不法占有的财物，则不构成犯罪。
（2 ）占有说，占有说认为，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是事实上的占有本身，至于是合法占有还是非法占有，则在所不问。对被盗之物，即使是所有权者，除了采用自救行为及其他合法手段取回之外，也不允许本权人侵犯犯罪嫌疑人对赃物的占有，否则就可能构成有关的财产罪。例如，债务人到期未履行债务，债权人采用胁迫手段夺取其相当数额财物，可以构成财产罪，其主要理由为刑法只是规定财产犯罪对象是“他人的财物”（日本现行刑法第235 条），而没有规定是“他人的所有物”，这就表明，刑法所保护的并不限于他人的所有权，即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并不只是所有权及其他本权 。
（3）安全占有说，此说认为，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是本权（包括所有权）以及安全的占有人，在这种学说看来，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是本权还是占有，是一个如何发挥刑法的作用来维护财产秩序的政策问题，既然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秩序所肯定的法益，因此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基本上应是民法上的所有权及其他本权，在民事关系极为复杂的现代社会，民事纠纷应由民事方法来处理，刑法的作用是保护由占有这种事实关系所体现出来的财产秩序 。依照该说刑事政策不能只是关注物权法律制度静态的描述，刑法仍然需要为行政法和诉讼法中法定程序树立威信，所以本权人虽然对目前的赃物具有所有权，但是“秘密窃取”赃物行为事实上是对于国家的暴力垄断提出挑战，刑法需要捍卫法律文明的发展，所以案例一中犯罪人既然对财物已经安全占有，受害人将财物取回应构成盗窃罪。
（4）与本权无对抗关系的占有说，此说认为，财产犯罪终究是为了保护财产的所有权与其他本权，虽然保护本权的前提是要对财物的占有本身加以保护，但对一切占有都无条件地保护也是不妥当的，因此当事实上的占有与本权产生一种相互对抗的关系时，只要事实上占有一方与本权的对抗没有合理的理由，就不能进行保护。如被害人在被盗后立即将被盗的财物取回来就不能认为是犯罪，但诈骗他人占有的违禁品确因为自身不能取得赃物的所有权所以应构成诈骗罪，该观点认为如果对财物的占有，一开始就是与本权相对抗的，则没有合法的理由，刑法不应因此对这种占有进行保护 。
三、各种学说的评价
从德、日刑法理论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本权说一般来说对应法律财产说，与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认为财产犯罪所保护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权利核心几乎一致，而占有说与经济财产说所阐明的观点极其相近，其中法律经济说与安全占有说及本权对抗占有说属于中间说，在19世纪本权说或者说法律财产说占有优势，可是随着民事法律关系的发达，所有权能的分离，如果刑法只是机械的保护本权者难免在保护财产利益上无能为力，所以占有说及经济利益说脱颖而出成为刑法理论的主流，但坚持占有说在司法实践方面造成过分保护的情形并扩大了处罚范围，中间说希冀在两种理论中寻找平衡以达到既要完成保护财产利益的任务，也要合理的控制最严厉的国家责难的范围的目的，其实所谓的中间说包含五花八门的理论，比如安全占有说偏向了占有说，而法律经济说基本上是在本权说上予以妥协，事实上国内刑法理论也对传统的公私财产权利予以修正，张明楷教授主张在本权说上加以修正附加“法定程序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并对于本权者的相关行为拟制为没有侵犯法益从而使公平在刑法中得到豁免，应该说该观点原本是在本权说上汲取占有说及本权对抗说的合理部分，也有学者认为刑法理论在面对多元信息化的社会现实中应当与时俱进，既然德、日刑法理论从本权说走向占有说，我国刑法理论不应留恋于本权说，应紧跟历史潮流确认侵犯财产罪的法益是占有制度 ，占有具有中性的角色，能将复杂的财产关系明确简单化，如果本权人将自身财物“秘密取回”虽然客观上侵犯了财产罪的法益，但是可以认为本权人没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所以不满足盗窃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这样便可以利用目的犯理论为争论不休的侵犯何种法益的问题上减负，使主观有责性与客观违法性各自据守阵地并在逻辑上更加顺畅以简化复杂的刑法理论。那么该选择何种理论观点来指导司法实践，我们依然要对比各种观点的优劣。
1、 本权说的评价
本权说是所有权说的进化，刑法理论上一度将所有权说奉为圭臬，除了少数如挪用特定款物罪之外其他犯罪在一般常态下侵犯的都是对所有权全部权能的侵犯，但所有权说存在疑问，既然物权法规定了自物权和他物权，如果只是保护自物权，他物权所具备的财产利益难以被刑法保护则不能完成刑法保护法益的任务，比如所有权人将质押在他人处的质押物秘密取回则难以构成盗窃罪，这样的结论难以被市场经济环境所接受，因此修正的本权说又将他物权甚至债权包容其中，但本权说仍有疑问，因为民法上权利的发生需要一定的法律事实，如果发生前文案例二所描述的情形依照本权说则不构成犯罪，行为人因为“好运”盗窃了赃物反而免于刑事处罚又如何能发挥法律的指引机能，还有坚持本权说会使虽然在民法理论上暂没有确认为民事权利但又需要法律予以保护的财产性利益失去刑事制裁坚强的后盾，同样刑法理论的展开确要受到民事权利理论发展的限制未免所失甚大，坚持本权说难以说明正当防卫的问题，比如甲盗窃了乙的财物，而丙正在盗窃甲盗窃乙的赃物，甲确因为没有赃物所有权不能正当防卫 ，这样的结论让人难以接受。本权说也难以对于诈骗、盗窃具有财产价值的违禁品的行为如案例三有着客观的判断。应该说本权说一度作为主流学说必然具备其合理性，本权说直指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核心，一般来说成熟的民法会将绝大部分财产制度规制的相对合理，而刑事责任对民法权利的“一一对应”的终极保护也能让经过系统学习法律的法官们在逻辑上更容易把控，本权说对于绝大部分财产犯罪的法益保护来讲是合格的，可惜的是本权说将自缚手脚难以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而成为刑法理论的历史。
2、 占有说的评价
占有说突破了本权说的限制，扩大了刑法财产保护的范围，也为司法实践的操作指示了简约的操作，占有说着重凸显了法律的秩序价值，占有具有财产公示的机能，占有说希望创造法律最理想秩序和井然的环境，无论是对人的暴力还是对物的暴力都应当为国家所垄断，任何人对财产占有制度的挑战都应作为侵犯财产罪处置，同时市场经济中错综复杂的财产关系对于经济秩序的要求更加迫切，占有说因其严厉的一面受到当今刑法理论的青睐，占有说通过保护财产公示这样的中性事实状态准确地切入了财产犯罪的节点，一般来说只有在占有的状态下财产的经济价值方能得以体现，所以占有说通过保护占有的而达到保护财产法益的目的，占有说减少了司法人员的法律判断节省了司法成本，也加大保护了“无本权”的财产利益力度，促进了商品流通，维护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并提高的交易的效率和安全感，但占有说也存在其难以克服的问题，首先一个法律制度若要恰当的完成其职能，不仅要力求实现正义，而且还须致力创造秩序 ，正义与秩序两种价值不能分道扬镳，舍我无他，占有说在维护经济秩序上有所助益，但其认为本权人盗回自己的物品确要构成犯罪显然突破一般人的正义理念，既然刑法理论承认自救行为，而赃物一直处于非法占有的状态下，权利人争取自身权利过程中确被评价为犯罪难以被当前法文化所接受，其次占有说虽然拓宽了财产利益的保护，但对于性质上难以以占有公示的财产保护未免不周，坚持占有说会导致一般债权难以被刑法保护，同样不动产似乎也难以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再次占有的中性理解过于冷漠并没有体现刑法哲学的伦理性，占有说难以切入侵犯财产犯罪这样古老形式的自然犯理论体系，占有说希望客观的评价法益而将其余道德评价任务交予主观有责性范畴，但是刑法构成要件三阶层主要机能便是客观上尽快的做出罪与非罪的决断来节省司法资源，而侵犯何种法益所包含的对象理应在客观违法性中加以评判，同样侵犯财产罪中并非所有的罪名都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构成要件，比如侵占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而所有的盗窃罪是否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尚有争议 。
3、中间说的评价
无论是安全占有说、法律经济说和本权占有对抗说都具有调整本权说和占有说的初衷，在兼顾两者的优点的同时也难免遗留了两者的不足，中间说容易将财产犯罪的法益复杂化，本权说的前提体现在法律上的理性所推演的权利体系，富有抽象的形而上的特色，占有说则强调当下财产的物理状态，彰显了朴素简约的法律观点，所以本权说和占有说并非是在同一水平层次的法律命题，中间派希望将两者融合必然面临不同层级中法律命题的断裂，比如说即保护本权又保护占有的观点首先遭遇的也许是自身逻辑的挑战，将法律观点复杂化则难以成为司法实践的福音，当然中间说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中间说利用法律秩序的展开将本权说保护的法益扩大，又将公平理念注入了占有说限制其处罚范围，为刑法学的发展有所推动。
四、 本文的观点
财产犯罪的法益争论至今盖因为财产犯罪属于高发型犯罪，形形色色的犯罪形式不断的对刑法理论提出挑战，近两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飞速发展，财产的法律概念愈加广延，本文认为从本权说到占有说再到中间说体现了刑法理论的方向，我们既需要跟寻社会进步的步伐也要将正义的体悟表述于学说观点之中，本文认为侵犯财产犯罪所保护的法益是法秩序所认同的具有经济意义的公示制度及难以公示的财产利益。
1、法益通说是法所保护的利益 ，侵犯财产犯罪的法益可理解为刑法所保护的利益，结果无价值论者认为法益原本就是传统刑法理论的客体，我国前期刑法理论受到马克思法律哲学和苏联刑法学的影响，客体表述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固然将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可以用社会关系来概括 ，但社会关系所蕴含的哲学意境难以让刑法解释学平易近人，而精确地法益概念能更好将犯罪理论展开，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从社会关系学中找到灵感，我们发现刑法所保护也许并非是机械文字上的法益，当所有权人和质押权人在财产上的利益发生对抗，行政公权力与私权人在财产占有的问题上优先归属都是体现了社会关系学的评判，因此刑法学在面对合法利益的碰撞时不能简单地用静态文字所表述法益概念加以判断，此种情况下需要借助法秩序的力量，事实上法益是否只是刑法学上的专门概念依然值得商榷，本权说和占有说都希望用静态的法律概念解决财产犯罪的所有问题必然陷入被动的境遇。
2、从部门法的划分上开刑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并非其调整独特的社会关系的需要，而是其严厉的手段和独体的理论体系，刑法不止是保护物权法中的占有制度，也要顺应民法的诚实守信和公序良俗的法律精神，同时刑法也需要为行政法、诉讼法的运行顺畅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一言而知刑法的主要任务无非是保护法秩序所确认的成果，我们再回到问题本身，物权法规定了占有制度，也区分了恶意占有和善意占有，所有权人对于恶意占有人可以行使物上请求权，这个说明了物权法对于占有的不同予以不同层次的评价，同样留置权人对于物的占有优先于质权人又优先于所有权人，所以所有权人秘密窃取留置权人占有的财产可能构成盗窃罪，但是所有权人诈取恶意占有人不会突破物权法否定的评价而构成诈骗罪，但是第三人盗取赃物则侵犯了无权占有的制度并且没有更高层次合法的理由，所以第三人因侵犯了法秩序认可的公示制度应承担盗窃罪的刑事责任，那么我们就看出法秩序对于财产公示制度的安排具有层次性的归属，本文认为法秩序所认可的公示制度相比于占有说和本权说在法益的动态保护上予以突破，也借鉴了本权对抗说的精华，再次法律秩序对财产法益的规制对于曾系统学习法律知识的刑事法官的司法实践也不是难题，能够顺应当前社会发展形式。
3、如前文所述占有说的优点是切中了保护财产法益的节点，提高司法效率，本文充分肯定占有说的成果，将本文的观点表述为法秩序所认可的“公示制度”而不是“权利体系”，依照通说占有是一种事实状态而并非物上权利 ，可是既然物权法设立了占有返还权，那么事实上的占有必然蕴含着财产利益，可以作为侵犯财产罪的法益，笔者认为公示制度相比占有说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以将不动产作为侵犯财产罪的对象使得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更好的延伸，如行为人腰藏利刃逼迫所有人在不动产登记机关将房屋赠与行为人并予以变更登记，行为人立即转手卖于他人获得赃款，整个行为虽然没有侵犯房屋所有权的占有权能，但是行为侵犯了法秩序认可的公示登记制度，该行为应构成抢劫罪。
4、财产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刑法典不可能针对每种具体的形式立法而使得自身无比冗长，刑法分则依照法益的分类提纲挈领规范了侵犯财产罪的要件，故而对于财产的解释应包含债权从而达到平等保护所蕴含的实质正义，而债权原本为相对权，难以以公示的方法被外界得知，占有说难以承载保护债权的机能，因此财产犯罪所保护的法益应当包含性质上难以公示的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还可以包括知识产权、股权、商业秘密等具有经济属性的财产，为司法实践可以预留足够的空间，另外既然刑法分则按照侵犯法益而作出罪名的归纳分类，所以财产犯罪所保护的法益必须具有经济价值意义，否则的话，难以纳入财产犯罪的范畴。
5、侵犯财产罪是古老的犯罪，我国历史上早期便对财产犯罪予以立法，《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说：“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唐律疏议》专设《贼盗律》一篇，把贼盗罪分为强盗和窃盗两种 ，从刑法理论上来说财产犯罪属于自然犯，被普世的价值观所谴责，因此这样的谴责包含在由人类行为内部所蕴藏的自生自发的秩序中 的道德评价，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 ，因此刑法学的思想体系可以将“法秩序所认同”的正义的寓意将道德评判融入其中，可以修正了占有说的中性冷漠进而限制了占有说的刑事处罚范围。
我们发现“法秩序所认同的财产利益”与本权说并行不悖，“公示制度”原本是占有说的延伸，“经济意义”继承了经济财产说的理念，通过国内外刑法理论对于财产犯罪研究的丰硕成果的继承，笔者大胆的提出自身观点即财产犯罪所保护的法益是法秩序所认同具有经济意义的公示制度和难以公示的财产性利益。根据本文的观点可以较好的解决目前司法实践所遇见的难题，正如前文所述法秩序认同的公示制度对于本权占有和非法占有有着不同的评价，所以案例一中所有权人从非法占有者手中“秘密取回”所有物没有侵犯法秩序所认同动态的公示制度因此不构成盗窃罪，如果所有权人从质权人手中秘密取回质押物，因为质权人对于占有在公示制度中优于所有权人，所以该行为侵犯了法秩序所认同的公示制度应构成盗窃罪，案例二中第三人原本没有任何物上权限，诈取、盗取无权占有人占有的财产显然挑战了法律秩序希望的安定的占有状态，理当构成侵犯财产犯罪，具有经济价值的违禁品也可以作为无权占有的标的，除非国家依照法定程序予以收缴，其他人不可以侵犯无权占有的公示制度，所以案例三中的行为可以评价为财产犯罪，毋庸置疑没有经济意义的公示没有必要也不能作为侵财犯罪的法益，案例四中主管部门扣押车辆的原意是行政管理之需要，没有在扣押财产上发生经济意义的动机，虽然行政法授权了国家机关可以优先所有人合法占有扣押财产，但该占有所体现的公示制度没有经济上的意义，所以所有权人“偷”回自己所有的车辆没有侵犯“具有经济意义的公示制度”不构成侵犯财产犯罪，但其“偷”回车辆的行为显然侵犯了社会管理秩序，有可能构成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可是如果法院为了保全权利的实现对所有人的财物予以扣押，所有人又将被扣押的财物盗走，因为保全的财产具有实现权利的经济意义，所以该行为可能构成盗窃罪，又因为该行为侵犯了社会管理秩序，那么该行为可以评价为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罪和盗窃罪的想象竞合，又本文的观点用公示制度代替占有，所以诈取、逼迫受害人变更不动产登记或者强逼他人在自己所有物上设立抵押权予以登记可以成立侵犯财产犯罪，难以公示的财产性利益也应受到刑法的保护，所以案例五中用暴力手段逼迫他人放弃债权可以构成抢劫罪，骗取他人转让股权也可能成构成诈骗罪。


结 语
侵犯财产犯罪作为自然犯区别于法定犯在揭示犯罪的实质不止是物质世间的反映，自然法中理性和道德世界依旧对自然犯的法律评判上拥有沉厚的比重，我们在作出法律解释结论的时候不能只关注着简约的逻辑分析而忽视大众对于法律美德的认知，正如胡萨克教授指出“假如刑法禁止一种行为，而这种行为从道德角度来说公民有权实施，又怎能想象国家因此有理由处罚呢 。”财产犯罪因为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沉淀了深奥的文化价值取向，可是侵犯财产犯罪的高发促使刑法学追寻一种精确地逻辑判断模式从而推进司法效率，刑法理论一直在完成协调简明的理性判断和正义情感平衡的任务，各种学说观点的提出为了法律的解释和应用提供助益，在学说对抗中，法律人所特有的睿智将正义的理念与理性的推断浇注融合，而正是学者和法官们地孜孜努力，法律的演进才会愈发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