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办法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办法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9月5日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4年9月5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矿山建设和生产安全保障
第三章 矿山安全监督、管理和重大事故隐患治理
第四章 矿山事故处理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以下简称矿山安全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境内从事矿产资源勘探，矿山设计、建设、开采和矿山安全监督、管理，必须遵守国家矿山安全法律、法规和本办法。
本办法所指矿山企业包括国有、集体、私营及其它形式的矿山企业。
第三条 矿山安全工作必须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实行企业负责、行业管理、国家督察和群众监督的安全生产管理体制。
第四条 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矿山安全工作实施统一监督。县级以上矿山企业主管部门对矿山安全工作实施分级管理。
乡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对集体和私营矿山企业安全工作的管理。
第五条 各级工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矿山安全工作实施群众监督。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矿山安全培训和教育事业，鼓励矿山安全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改进安全设施，提高安全生产水平。对在矿山安全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以表彰奖励。
第七条 矿山企业的作业环境必须符合国家劳动安全卫生标准和矿山安全规程的规定，发现重大事故隐患和有毒有害物质，矿山企业必须及时进行治理。
第二章 矿山建设和生产安全保障
第八条 矿山建设项目（含新建、改建、扩建，下同）的安全卫生设施必须和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矿山建设部门应将初步设计送同级劳动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和工会组织审查，确认其安全卫生设施设计符合矿山安全规程和行业技术规范后，方可进行施工设计。
矿山建设工程安全卫生设施竣工验收，必须有同级劳动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和工会组织参加，不符合矿山安全规程和行业技术规范的，不得验收，不得投入生产。
对批准后的矿山建设项目的安全卫生工程设计进行修改，必须征得劳动行政部门同意。
第九条 劳动行政部门按下列规定，参加矿山安全设施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
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审批的项目，由省劳动行政部门参与配合；
省、市（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审批的项目，由同级劳动行政部门参加，并邀请下一级劳动行政部门参与配合；
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审批的项目，由所在县（市、区）劳动行政部门参加。
第十条 劳动行政部门必须对矿山建设施工单位的安全施工资格进行核查，对不具备安全施工资格的，矿山建设单位不得将工程交予其承建。
第十一条 矿山企业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矿山企业矿长（经理）是安全生产的主要责任者，对本企业安全工作全面负责。
第十二条 矿山企业必须按国家规定设置矿山安全标志。
第十三条 矿山企业应配备专职安全员和安全管理人员，其数额不低于企业总人数2‰。不满500人的矿山企业，应在作业场所配备专（兼）职安全员。
第十四条 矿山专（兼）职安全员必须经过培训、考核，取得安全资格证书，否则不得上岗。
专职安全员待遇与生产管理人员相同。
第十五条 矿山安全员的职责如下：
（一）对矿山企业劳动者进行安全教育；
（二）参与制定作业场所的安全规章制度；
（三）负责分工范围内的安全检查，有权制止违章作业；
（四）了解作业场所劳动安全条件变化，发现不安全因素，采取措施消除；
（五）在危及人员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下，有权通知现场人员撤离危险区域。
第十六条 矿山企业必须按照矿山安全规章，对采掘和剥离工作面编制作业规程，明确规定保证作业人员安全健康的技术和组织措施。
第十七条 矿山企业劳动者必须遵守矿山安全法律、法规和企业规章制度。
矿山企业劳动者对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有权拒绝执行；对危害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为有权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
第十八条 矿山企业必须加强对职业病的防治工作，对接触尘毒及其它有害物质的劳动者按照劳动法有关规定进行健康检查，对确诊患有职业病的劳动者应调整岗位并予以治疗。
第十九条 矿山企业工会依法维护劳动者安全生产的合法权益，组织劳动者对矿山安全工作进行群众监督。在生产过程中发现有明显重大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有权向企业行政方面或现场指挥人员提出解决的建议。发现危及人员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有权让劳动者停止操作，临时撤离
危险区域。
第二十条 矿山企业必须按照矿山安全法律、法规和矿山安全规程的规定，对职工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未经教育培训或培训不合格的不得上岗作业。
第二十一条 矿长（经理）必须具备安全专业知识，具有领导安全生产和处理矿山事故的能力。
矿山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接受专门培训，经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资格证书，方可上岗作业。
第二十二条 矿山企业应当按照矿山安全法的规定，建立由专职或兼职人员组成的救护队和医疗急救组织，配备必要的装备、器材和药物。
矿山企业主管部门，应在小型矿山集中的地区设置矿山救护队和医疗急救组织。
第二十三条 矿山企业必须从上年度矿产品销售额中按下列比例提取安全技术措施专项费用：
（一）国有矿山企业不低于4％；
（二）集体、私营和其它形式矿山企业不低于5％；
（三）石油天然气开采业不低于1％；
（四）无矿产品销售权的企业、矿山建设施工单位和地质探矿单位，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年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资金的20％提取矿山安全技术措施费用。
露天矿山安全技术措施费用的提取比例，可由企业作适当调整，但必须保证当年安全设施所需费用。
安全技术措施专项费用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用。
第三章 矿山安全监督、管理和重大事故隐患治理
第二十四条 省劳动行政部门应设置矿山安全监察机构，配备矿山安全监察人员；矿山比较集中的市（地）、县级劳动行政部门，根据需要设置矿山安全监察机构或配备专职矿山安全监察员。矿山安全监察员由省劳动行政部门任命，报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的矿山安全监察机构，对矿山安全工作行使下列职责：
（一）检查矿山企业、地质探矿单位和矿山企业主管部门实施矿山安全法律、法规的情况；检查矿山企业劳动条件、安全状况和隐患治理措施；检查劳动者安全教育、培训和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
（二）参加矿山建设工程安全设施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参加矿山安全新技术成果鉴定；参加并监督矿山事故的调查处理，负责办理矿山事故的审批结案；
（三）对集体、私营矿山矿长（经理）进行安全考核，发给资格证书；
（四）监督矿山企业提取和使用安全技术措施专项费用的情况；
（五）对矿山作业场所的有毒有害物质、危险性较大的设备、安全设施、安全仪表和劳动防护用品定期进行抽查检验；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矿山企业主管部门对矿山安全工作行使下列职责：
（一）检查矿山企业贯彻执行矿山安全法律、法规的情况；
（二）审查批准矿山建设工程安全设施的设计；
（三）负责矿山建设工程安全设施的竣工验收；
（四）组织矿长（经理）和矿山企业安全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
（五）调查和处理矿山事故；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职责。
第二十七条 劳动行政部门的矿山安全监察员凭其资格证件，有权进入现场检查。对违反国家劳动安全卫生标准和矿山安全规程，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矿山企业，提出治理意见，并可通过劳动行政部门矿山安全监察机构发出《矿山安全监督指令书》，限期治理，逾期不治理的，征收矿
山重大事故隐患治理费，同时由劳动行政部门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责令停产整顿。在其实施治理后，将征收的治理费95％返还原企业，其余留作劳动行政部门矿山安全监督检测技术设备费用。
矿山重大事故隐患治理费用的征收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四章 矿山事故处理
第二十八条 矿山企业发生人员重伤、死亡事故后，必须立即向矿山企业主管部门和所在地劳动行政部门、公安部门、人民检察院以及工会组织报告。
第二十九条 矿山企业主管部门和劳动行政部门接到矿山企业人员重大伤亡事故报告后，应立即按系统逐级报告。一次死亡1－2人或重伤3人以上的事故，报告县级人民政府和省矿山企业主管部门、劳动行政部门；一次死亡3－9人或重伤10人以上的事故，报告省人民政府和国务
院劳动行政等有关部门；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事故，由省人民政府报告国务院。
第三十条 发生人员伤亡事故，矿山企业和有关单位应当保护事故现场。因抢救事故需要移动现场部分物件，必须作出标志，事故现场的清理，须经事故调查组同意。
第三十一条 矿山事故调查处理实行分级负责制。
（一）一次重伤1－2人或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下的事故，由矿山企业组织调查处理；处理结果报矿山企业主管部门和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备查。
（二）一次死亡1－2人、重伤3－9人或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事故，县级以下所属企业，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调查处理；市（地）以上所属企业，由市（地）人民政府组织调查处理，也可以委托县级人民政府调查处理。
（三）一次死亡3－9人重伤10人以上或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事故，市（地）以下所属企业，由所在地的市（地）人民政府组织调查处理，省有关部门派员参加；省属以上企业，由省矿山企业主管部门牵头，省级有关部门参加，进行调查处理。
（四）一次死亡10人以上或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事故，由省人民政府组织调查处理。
（五）一次死亡50人以上特别重大事故的报告、调查处理工作，按国务院《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程序暂行规定》和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以上（二）、（三）、（四）项的事故调查组，应由矿山企业主管部门、劳动行政部门、公安部门、人民检察院和工会派员组成，并邀请有关专家参加。
第三十二条 事故调查组有权向发生事故的矿山和有关单位及人员了解有关情况，索取有关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挠、干涉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在查明事故情况后，如果对事故的分析和事故责任者的处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由劳动行政部门提出结论性处理意见。如果仍有不同意见，应当报上级劳动部门商有关部门处理，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报同级人民政府决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三条 矿山企业及其主管部门在事故调查结束后，必须提出事故调查处理报告书，经劳动行政部门审核批复后结案。上级劳动行政部门有权对下级批复结案的矿山事故进行复查。
第三十四条 矿山事故调查处理应在90日内结案，特殊情况不得超过180日。矿山事故处理结果应当公开。
第三十五条 矿山企业对事故中伤亡的人员应做好善后工作，国有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给予抚恤或补偿，其它企业参照国有企业的规定给予抚恤或补偿。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六条 矿山企业对作业人员、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管理人员有下列表现之一的，给予表彰奖励：
（一）认真执行矿山安全法律、法规，积极改善劳动条件，防止工伤事故和职业危害成绩显著的；
（二）排除事故隐患，积极参加抢险救护减轻事故损失的；
（三）维护、改进矿山安全设备、设施成绩显著的；
（四）对矿山安全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取得显著成效的；
（五）敢于抵制违章指挥，制止违章操作，坚持安全生产成绩显著的。
奖金从当年安全技术措施费用中提取，比例不得超过5％。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和矿山企业主管部门应定期通报矿山安全生产情况，对矿山企业、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表现之一的，给予表彰奖励：
（一）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成绩显著的；
（二）在安全生产、管理或安全监督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三）防止事故或参加矿山事故抢险救护有功的；
（四）在矿山科学技术研究、安全卫生工程设计、安全科技成果推广中取得显著成绩的。
奖金由同级财政部门从安全罚款退库资金中列支。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视其情节给予处罚：
（一）在岗作业人员中，未经培训或虽经培训考核不合格的，每一人处企业100元以下罚款，不合格人员超过20％时，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企业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使用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或行业安全标准的设备、器材、防护用品、安全检测仪器，责令立即停止使用或限期更换，逾期不改正的，处企业使用物品购置金额10－25％的罚款，并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责令停产整顿；
（三）未按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技术措施专项费用的，责令补提或更改开支项目，并处以未提金额5－10％的罚款，连续两年未按规定提取安全技术措施费用的，处以未提金额10－15％的罚款，并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责令停产整顿；
（四）拒绝矿山安全监察人员现场检查或在被检查时，不如实反映情况的，责令改正，并处企业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五）未及时、如实报告矿山事故，处企业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主管上级给予行政处分；
（六）作业场所的粉尘、放射性物质、温度、噪声和其它有毒有害物质浓度超过标准及井下空气含氧量不符合规定标准，责令限期治理，逾期不治理的，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责令停产整顿。
第三十九条 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设计未经批准擅自施工和不具备安全施工资格的单位施工的，由矿山企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施工，拒不执行的，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由有关主管部门吊销其采矿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矿山建设工程的安全设施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生产的，由劳动行政部门会同矿山企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并由劳动行政部门处企业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停止生产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由有关主管部门吊销其采矿
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第四十条 无证或越层越界开采造成不安全隐患或其它严重后果的，由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会同劳动行政部门、矿山企业主管部门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责令停止开采或关闭，由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没收采出的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50％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经济
损失的，应依法赔偿；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已经投入生产的矿山企业，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而强行开采的，由劳动行政部门会同矿山企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进；逾期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责令停产整顿或由有关主管部门吊销其采矿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第四十二条 矿山企业主管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工人冒险作业或对矿山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治理，发生伤亡事故，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由其主管部门对矿长（经理）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由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对企业和矿长（经理）给
予经济处罚。
对企业和矿长（经理）经济处罚的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规定的罚款全额上缴同级财政部门，作为安全生产资金，专款专用。
第四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五条 矿山安全监察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劳动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9月5日
新路径视野下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反思与重构
-----兼评《物权法》第五章
李昌庚
内容摘要：《物权法》第五章采用了"三分法"，仍保留了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所有权最致命的缺陷就在于产权主体不清。我们必须突破公有制的旧意识形态，正确对待国情。从长远来看，对于市场竞争领域内的农村土地应当实行私有化和农地市场化，将土地所有权"回归"农民；对于非市场竞争领域内的农村土地应当实行国家所有，取消集体所有权制度。我国当前农村土地实行全面私有化的条件还不成熟。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户籍改革和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等，把农民真正从土地生存保障功能中解放出来，使农民真正享受同等"国民待遇"。
关键词：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公有制；私有化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问题是个比较老的话题，但时至今日未予解决。我国《物权法》第五章采用了"三分法"，即将所有权分为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权。这一立法模式吻合了我国现阶段的国情，要么是部分学者或立法者固守着公有制或旧有意识形态，要么是学者们与立法者妥协的产物。物权法作为私法主要是规范私人财产权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不要国家所有权或集体所有权①，而是国家所有权或集体所有权本身渗透了公权力，体现了不同的行为规则和价值目标，理应由相应的经济法或行政法予以规范，并制定相应的单行法。其实，就国家所有权性质而论，是否称得上一项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大有疑问。[1]即使在物权法体系中，国家所有权或集体所有权也应当以私权力的身份予以出现，体现所有权一体保护和合法财产一体保护原则。那些主张在物权法中采用"三分法"并强调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保护的学者或立法者往往混淆了不同所有权的性质以及物权法和相关部门法学的功能定位和价值目标。在中国，大多数人的身份是农民，土地是他们生存的基本保障。如果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那么我国的《物权法》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物权法》。因此，就此意义而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问题是《物权法》的焦点。然而，我国《物权法》并没有回应学术界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缺陷，仍采取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模糊提法。
一、现行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存在的缺陷
关于农村土地所有权问题，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以及《物权法》等均确立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然而，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存在诸多缺陷。集体土地所有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权观念的机械而教条的运用，它经历了苏联在合作化进程中的血腥和混乱，也经历了我国在快速进入高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的幼稚和所付出的代价。[2]概括而言，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最致命的缺陷在于如下两点：
1、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清、产权虚化，这也是最大的顽疾，同时也是包括国家所有权在内的公有制的最大顽疾。虽然，我国法律法规明确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包括乡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民小组农民集体。但是，由于目前不存在乡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或名存实亡，如果让乡政府行使其主体职能，事实上使集体土地演变为国有土地。这是其一。其二，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不能成为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其三，由于实行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农村非农产业的转移，村民小组的合并，事实上村民小组作为集体经济组织也已名存实亡。鉴于此，如此立法没有任何意义，使用"集体"概念或许是我们立法者不得不为之的折衷做法。但"集体"是一个高度抽象化的概念，如同"全民所有，全民皆无"一样，[3]在集体财产中也造成了"人人有份，人人无份"、"谁都应负责，谁不负责"的状况。[4]正如有学者指出，"集体所有权"也因缺乏主体而成为空中楼阁，徒有虚名。所有制意义上的"农村集体"永远不能成为物权法的主体。[5]
2、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不全。最初罗马学者将所有权定义为"对物的一般的实际主宰或潜在主宰"。[6]后于公元11世纪即将所有权的权能概括为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并延续至今。由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清，导致谁也无法说清谁是土地的真正主宰，从而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四项权能落空，给国家和地方政府官员以及乡村干部侵犯农民生产经营承包权等提供了借口。由于农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因而农民就失去了话语权，从而使农民容易成为宰割的对象，包括国家对农村土地征收补偿的问题等。而对于那些宰割农民土地利益的人而言也并非是真正的土地所有者，仅仅因为凭借了公权力或有其他财产所有权的支撑。而且集体土地所有权没有真正的处分权，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不能出让，只有被征为国有土地后才能出让。由于主体的缺乏，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的补偿与国有土地的市场交易价格却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等，损害的正是农民的利益。
总之，集体土地所有权所积累的集体土地利益名为"集体"，实际上被少数乡村干部所据有以及被某些地方政府而廉价的剥夺，而使失去话语权的农民成为最大的牺牲品。鉴于学术界对此论述颇多，故在此不予详叙。
二、解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问题的观点综述
对于集体所有权所存在的问题，学术界已经普遍认识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法学界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1、取消或部分取消集体所有权。它包括三种主张：（1）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农村土地国有化；（2）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3）部分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农村土地的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农民私人所有三者并存或集体所有和农民私人所有二者并存。[7]2、保留集体土地所有权，但赋予其新的内涵。主要包括如下主张：（1）新型总有说，即指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团体，以团体的资格共同所有某项财产的形式。[8]（2）法人和个人共同所有说，即认为集体所有权主体是"个人化和法人化的契合"，集体财产应为集体组织法人所有，而集体组织成员对集体财产享有股权或社员权。[9]（3）共有说，即集体组织全体成员共同对集体财产直接享有的所有权。[10]王利明教授把集体所有称为特殊的共有，即集体与成员不可分割，由集体的成员同享有所有权。[11]3、搁置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问题，通过建立和完善用益物权制度来谋求出路。[12]
提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全部转变为国有土地所有权的观点则是历史的倒退。历史早已证明，"一大二公"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全面公有制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它无法解决所有权主体不明和无法适应市场机制的症结。至于保留集体土地所有权、赋予其新的内涵的观点，笔者认为，只要在"集体"的名义下，其成员的所有权权益就难以实现。这是其一。其二，法人所有权实际上就是私有权，是当今市场经济社会私有权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因此，这种观点要么没有摆脱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要么是一种变相的土地私有化。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及其公有制的弊端，但又不想轻易突破旧有意识形态，以此满足自身利益需要的一种迁就表现。这是一种学术资源的浪费，与其如此，就不用在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内涵上做无用的研究，否则容易引起误导。某种意义上的"改良"看似"稳妥"，实际上容易使问题积重难返，给以后带来更大的隐患。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为了自身利益而误国殃民。至于搁置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通过建立和完善用益物权制度来谋求出路的观点，笔者认为，如果在现有制度构架下，尚不能推行农村土地私有化，那么这种观点未尝不是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至少能够使现有的土地尽可能实现收益。
三、解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需要厘清的几个理论问题
如何解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问题？笔者认为，综合若干年来学术界对其的探讨，只有厘清如下几个理论问题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提出正确的解决对策：
第一，市场竞争领域内的财产权主体必须具体化，而不能抽象化。愈是抽象的东西愈容易成为虚无缥缈的东西，也愈容易成为无人制约的东西。历史上诸如"人民"、"为人民服务"、"人民政府"、"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等等概念和口号均因为其抽象而没有具体责任主体和具体制度的支撑而落空、变味和流于形式，并因而成为愚弄的工具。因此，在市场竞争领域，基于人性的自私，财产权的主体制度构建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个人，即使法人所有权②其最终股权主体也是个人，而非国家或集体。惟有如此，才有可能有真正的权利主体、责任主体和监督主体，形成监督制约机制。尽管落实到"具体"的过程中并不能确保绝对的公平与公正，但总比没有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要好的多，因为毕竟能够使财产收益并使国家、社会和相关主体受益。如果我们因担心财产权的"具体化"而可能出现的贫富差距，并寄希望于那种虚无缥缈的抽象东西或"美丽的谎言"，则是我们内心仇富心态和'大锅饭'的真实写照以及制度的悲哀！
对于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而言，最致命的缺陷就在于"国家"和"集体"是高度抽象的概念，从而导致产权主体虚置、无人负责和资产流失的严重现象。正是在此意义上，如果基于人性自私的一面来看，笔者认为，所有权概念本应是私人财产权的范畴，属于私法领域。因此，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在私法领域内的提法本身就存在问题，至少认为它是公法领域借用了"所有权"概念加以分析而已。笔者绝非完全否定公有制，也绝非完全抛弃国家所有权。论证至此，已经很清楚，即凡是私人能够自我调节的竞争性领域应当私有化，即私人所有权；凡是私人无法自我调节的非竞争性领域，诸如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产品等宜国家所有。在公法领域内国家所有权尽管存在主体虚置、无人负责、资产流失等现象，但也是社会发展所必须的，是社会发展应付出的代价，问题在于如何尽可能降低所付出的代价。
第二，我们必须突破公有制旧意识形态的限制和理论"禁区"。近年来，很多学者在讨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时，均以公有制的存在为前提。比如："我们目前尚不能轻易地放弃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实施数十年的经济体制……."；[13]"公有制在中国的实践直接形成了作为中国经济支柱的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农村土地私有化……其结果只能是公有制的解体和私有制的确立……"；[14]"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农业生产中就应当坚持土地的公有制……"；[15]"土地制度的创新不能越出公有制的范畴……"。[16]等等。这种现象在其他诸多领域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在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今天，这种陈旧思维往往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大思想障碍和"拦路虎"。我们从来没有完全否定公有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国有企业的存在），也从来没有否定把公有制作为我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一种选项，但是如果我们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事先设置一个公有制前提并以公有制作为检验分析路径的标准，则陷入了理论逻辑推理的悖论。更何况如前所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本身的内涵及其适用范围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之所以存在这种现象，要么是部分学者固有的信念，要么是部分学者昧着良心说瞎话，以满足自身的需要，要么是部分学者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需要（尤其城市利益集团），而无视农民的利益。倘若前者尚可以理解，这是学术自由的需要；倘若是后两者的情形，则是我们无法原谅的，更是农民无法原谅的，这是对国家和社会的极端不负责任。
第三，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国情，而不应以所谓的国情作为阻碍改革和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借口。从事科研和学术工作，固然要考虑到国情，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两种问题：一是有些所谓的国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情，而恰恰是我们长期遗传而又需要改变的陋习；二是某些人用所谓的国情作为延缓改革进程、维护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的借口。我们常常一旦提及西方，某些人就用"国情"作为挡箭牌，这是某些浅薄之士或别有用心的人对此的严重误读。某些学者或社会人士常以爱国主义的幌子而盗用所谓的"国情"，这是更为可怕的误国和害国。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警惕否定国情、全面西化的不良倾向；另一方面在立足本土化资源中，更要避免滥用国情的不良倾向。[17]孙中山就曾指出："不能借口民众的智识低下，就拒绝给予他主人的地位。既承认其主人的地位，也考虑到其智识低下的现状……"。[18]如果"借口民众的智识低下"，而剥夺其主人的地位，就是盗用国情作为阻碍改革和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借口。如果"承认其主人的地位，也考虑到其智识低下的现状"，就是真正地认识到了国情。孙中山先生的观点是我们对待国情的基本态度，对我国民主政治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现代化具有重要启迪意义，对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改革更不例外。
四、对反对农村土地私有化观点的批驳
那些反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人们提出了种种理由。对此，归纳如下几点并加以批驳：
首先，他们提出了土地公有制解决了13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19]我们常以世界耕地的7%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1%为自豪，却很少提及它的另一面：以世界上40%的农民仅仅"养活"世界上7%的"非农民"。[20]这就是我们土地的利用效率？！我们有没有思考过：如果我们土地实行多元化所有制形式，是否会有更高的效益？而不是仅仅"养活"的问题？并且也不需要那么多农民去"养活"的问题？从而可以释放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即使"养活"，我们有没有思考过：农村生产承包制以前的土地公有制是什么现状？有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只有生产承包制以后我们才解决了吃饭问题，而生产承包制实际上已不是"一大二公"模式下的纯粹公有制，是介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过渡，农村土地的长期承包经营实际上已经吸纳了土地私有的成分。如果说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那也是含有土地私有成分和功效的长期承包制所发挥的作用。农村土地的私有化实际上是对农村土地承包制的进一步改革，以明晰其产权，赋予其所有权权能。
其次，他们提出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土地私有化过程中存在的土地兼并、贫富差距和农业生产下降等问题。[21]上述问题主要存在于私有化"初期"，他们也承认这一点，但在论证时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初期"。这是其一。其二，个案不能反映全貌，前苏联东欧国家并非所有土地私有化的国家都存在严重问题，也仅是部分国家，而有些国家土地私有化却很成功。故这种逻辑推理本身存在缺陷。其三，即使前苏联东欧部分国家土地私有化中存在问题，更多地是因为旧有土地公有制而遗留的诸多病症的爆发和土地私有化过程中配套措施不到位造成的，而不能仅仅归咎于土地私有化本身。其四，我们必须正视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存在土地私有化的事实，也必须认识到很多国家土地私有化（包括农村土地）很成功的事实。如同市场经济或民主一样，并非所有的国家实行市场经济或民主政治就一定很成功，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市场经济或民主本身。当然，前苏联东欧国家土地私有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应该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以便我们更好地完成土地私有化过程。
再次，他们提出了我国农业人口过多、人地矛盾突出、非农产业不够发达和农地流转配套措施不具备等因素制约了我国农地市场化（即土地私有化）的观点。[22]诚然，上述情形是制约我国土地私有化的重要因素。只能说明我们在私有化过程中必须考虑到上述因素及其前提条件，只能说明我国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土地私有化的选项及其发展趋势，不能因此而剥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这才是正确地对待国情，而不是用所谓的国情阻碍改革和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借口。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上述因素正是我国农村政策偏差、城乡"剪刀差"发展模式等所欠农民太多而造成的诸多后果，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滞后所带来的问题，是一种历史欠帐，而不能归咎于土地私有化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