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医疗合同
黄小峰
近年来，医疗诉讼不管是数量还是赔偿的数额都大幅增加。这一方面是由于病人的维权意识增强；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的民主与高学历化的增进，使得专家与一般市民之间的身份、地位的差距几近泯灭。1从司法实践来看，医疗诉讼大都采取侵权行为模式对医疗机构归责；但是，医疗关系2主要是一种合同关系，因此以不存在这些关系为初步前提的既存侵权行为法理予以处理之不充分，大概是不能否定的；3同时，用违约行为处理医疗诉讼还将使损害赔偿更为合理。因此，我认为通过违约与否处理医疗诉讼将是今后发展的趋势。笔者试图在本文中对医疗合同存在的合理性、特殊性、内容等方面予以阐述，并针对医疗合同的缺陷提出规制的办法。
一． 医疗关系的契约化特质
通常情况下的医疗关系4到底是不是合同关系？至今仍然没有形成定论。反对医疗合同关系的理由，笔者总结了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我国合同法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即只要有违约行为，违约方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具体到医疗活动中，患者与医疗机构的合意是祛病除痛、挽救生命，如果允许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中采用违约之诉；那么，在审理中，法院就无须审查医疗行为是否有过失，医务人员是否尽了法定的义务，只要医疗行为未能达到治疗效果，医疗机构都应承担赔偿责任。然而，医疗行为是一种高风险性的活动，在医疗过程中常会产生与患者预期不一致的结果，允许患者以违约提起诉讼对医疗机构来说是不公平的。
（二） 违约的损害赔偿仅限于财产方面的损失，而且只在缔约方能够合理预见到的损失，才由违约方赔偿。侵权损害赔偿范围更广，包括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的赔偿；因此，从这一点上，适用侵权更有利于保护病人的利益。
（三） “治愈疾病”是医生的法定义务，而不是约定义务。医疗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侵害的是病人的绝对权而非相对权，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侵权。
（四） 医疗关系中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等，患者只能被动地接受医生的治疗方案，使得医患双方并非平等的合同关系。
（五） 由于医学伦理的限制，医院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拒绝病人，这就与契约自由原则相矛盾。
笔者认为，以上几点反对理由虽不无道理，但均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第一点谈到适用违约之诉对医方不公。这里反对者误解了医疗行为中双方约定的具体含义。如果将医疗关系视为合同关系，它是以医治伤病为目的，给予谨慎的注意，实施适当的诊疗行为本身为目的的“手段债务”，而并非“结果债务”。的确，医患双方的共同意愿都是为患者“祛病除痛”，但这并不是“约定”的内容;医疗合同中双方的“约定”实际指的是医生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而不是诊疗达到预期的结果。凡是医生违反其注意义务，就可认定其违约，而追究违约责任。这和侵权构成要件中侵权人的主观过错内容完全相同，并没有加重医方的责任。
第二点论及违约的赔偿范围窄于侵权，因此适用侵权更有利于对病人的保护。这的确是适用“违约说”处理医疗诉讼的不足之处，我将在第七部分提出改进办法，在此不赘。
反对者的第三点理由是医生的治疗行为是一种法定义务，违反此种义务对病人造成损害侵犯的是绝对权而非相对权。从《执业医师法》等法律来看，医生的确负有治疗病人这一法定义务；但是，当医患双方经过挂号这一缔约程序之后，这一义务就转变为一种约定义务；同时，对于医方来讲，也是一种强制缔约义务。所以医疗事故或差错侵害的是患者的相对权而非绝对权。至于医疗行为也有可能对患者的固有利益造成损害，这完全可以用履约过程中的“加害给付”予以解决。
第四条理由是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等，因而地位不平等。笔者认为这一因果关系并不能成立。社会分工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无知的，合同所起的作用正是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的资源和信息。正如在大多数委托合同中，委托人正是缺乏专门知识才会将事务交由受委托人处理。之所以会有双方地位不平等这种观点，是由于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医院高高在上、病人“求医问药”的畸形局面。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医患关系也必将从“主动--被动”型转向“双方参与型”5的平等关系。
第五点涉及医疗合同不同于一般合同的特殊之处，但并没有动摇一般医疗关系的契约化特质。
“契约之本质在于意思之合致。”在一般医疗关系中，医方和患者都为了达成一个共同的目的——治愈疾病，而实施医疗行为。同时，医患双方处于相互依存、共同参与的平等地位。因此，医疗行为的双方形成合同关系。
二． 医疗合同的特性
“合同作为联结市场主体的纽带和市场关系的法律表现，它的作用机制与市场与市场机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由此可见，绝大多数合同的目的都在于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而医疗合同则是一种带有人身性质的合同；所谓“悬壶的目的在于济世而非赢利”，获取利润并非医疗合同的首要目的。因此， 医疗合同具有不同于一般合同的特殊之处，主要体现在：
（一） 缔约过程中，对意思自治的限制
意思自治是指人的意志可以依其自身的法则去创设自己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的意志不仅是权利义务的渊源，而且是其发生依据；在合同中，一切债权债务，只有依当事人的意志成立时，才具有合理性，否则，便是法律上的“专横暴虐”。7
但是，意思自治并非绝对的，它必然受到各种限制。在医疗合同中，这一限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对于医方来说，医生的医疗行为必须受到医疗道德或医学伦理的规范。“治疗病人乃医生之天职”，医生没有是否缔约的选择自由；公法也将缔结医疗合同作为医方的义务。因此，医疗合同是一种强制缔结的合同。
另一方面，对于病人尤其是身患急病重病的病人来说，求生的欲望和医疗知识的匮乏导致了其缔结医疗合同的意思表示的虚假性。“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被一个手拿定式合同的医生挡在门口并问他是否愿意接受合同条件时，病人的回答的肯定性是可想而知的。单从表面上看，这种接受也是自愿的。但这是扭曲的自愿。”8饱受病痛折磨的病人难保不会“急病乱投医”。同时，医疗合同的格式化以及医患双方实力的悬殊也决定了病人接受医疗合同的无奈。
（二） 履约过程中，医疗行为的风险性
医疗行为的直接对象是生理或心理处于不正常状态的生物体，对象的特殊决定了医疗行为所要承担的风险远大于其它民事行为。
首先，医疗行为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对人体产生不同程度的侵害。不管是手术刀切开身体还是用药后所产生的副作用，严格上说都是一种侵权行为。尽管可以用“可允许的危险”进行抗辩，但医生稍有不慎，“允许”的医疗行为就将变为“不可饶恕”的医疗事故。
其次，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个体。人与人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个体差异。受体的差别使得对于同样医疗行为的反应的差别使得对于同样医疗行为的反应因。有的个体差异可以通过事前检测从而予以避免，有的却是难以防范的。
再次，医疗行为的发展永远是跟在疾病演变之后，正如出现了SARS才开始研发治疗非典的药物一样。医疗行业每时每刻都受到各种疑难杂症的挑战。
三． 医疗合同的性质
医疗合同作为一种服务合同，是以医生提供劳务为内容的合同。关于医疗合同的性质，学说不一。有委托合同、准委托合同、雇佣合同、承揽合同等等。
笔者认为，由于在治疗疾病过程中手段的多样性和过程的复杂性，涉及到疾病的诊断、手术的实施、药品的买卖、化验、检查等；与此同时，前面所介绍的医疗合同的特性也使医疗合同与传统的有名合同存在差别。因此，医疗合同难以套用某种有名合同，应将其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无名合同更为合适。
四． 医疗合同的订立
合同的订立是指缔约人为意思表示并达成合意的状态。它描述的是缔约各方自接触、洽商直至达成合意的过程9。按照台湾学者王泽鉴的观点，传统合同订立的模式有三种：1.要约和承诺意思表示一致，2.意思实现，3.交错要约。对于医疗合同的订立采用何种模式，笔者认为不可一概而论。医疗合同可细分为“急救、防疫、求治、保健、矫正”五种类型。
其中，“急救”是指医疗机构对于送到医院的高危病人直接施以救治措施的行为，往往是先救人、后办手续，情况的紧迫性不容许行为前经历缔约过程。因此，即可视为依习惯或事件性质通过意思实现而成立的医疗合同。
“防疫”行为是一种公权行为，双方当事人没有意思自治，更谈不上经过缔约过程。
“求治、保健、矫正”这三种医疗合同与普通合同的订立差异不大，须经过“要约——承诺”最后达成意思表示的一致。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此合同中，何者为要约？何者为承诺方？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目前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患者方的挂号行为是要约行为，医方接受挂号构成一项承诺。10但此时所存在的问题是：一。按照《合同法》第十四条要约必须具体明确。而患者由于专业所限，要约的内容无从确定，只能概括性地请求医生为其诊治，因此“似不应认为已提出要约”。11二。患者在提出要约后，相对方——医疗机构就应有权在接受和拒绝之间进行选择。但在实践中，医方却没有享有此项权利。这种缺乏意思自治的承诺还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承诺吗？又有学者认为在缔约过程中，医方为要约方，患者到医院挂号为承诺，医患关系成立于患者挂号时。12此种观点的牵强之处在于通常合同订立过程中要约表现为主动的一面，而承诺则表现为较为被动，因为承诺只是对要约意思表示的接受13。而对医疗合同来说，首先是患者因疾病到医院就诊，医方才能为患者挂号、诊治；因此，它颠倒了主被动方。
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合同法观点已发生了改变，“合同绝不是毫无例外地通过要约和承诺的方式订立的。当然，在要约被承诺时，双方当事人需表示必要的同意。但是，如果双方当事人的任何其他行为充分说明其愿受合同的约束，则这种行为就足够了。长期以来，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必须将同意写进要约和承诺中，因为双方当事人是面对面地订立合同。”14由此可以看出，要约方和承诺方在医疗合同的订立过程中的确定并不重要，只有合同的成立来源于双方的合意并进而愿意接受合同的约束才是合同的本质所在。正如台湾学者陈自强所言“一定要以契约是因要约承诺意思表示一致的框架来理解，难逃削足适履之讥。”15
五． 医疗合同的内容
医疗合同的内容，从合同关系的角度讲，是指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它们既可由双方约定，也可来源于法律直接规定。由于合同双方一方的权利与另一方的义务基本是对等的，所以，笔者仅阐述医患双方的义务来说明医疗合同的内容。
（一）医方的义务：
1．诊疗义务：
医方运用医学知识和技术，为患者诊断病情并进而施以相应的救治。这是医方的主给付义务。具体而言，包括处方权、诊断权、处置权等。
1． 说明义务
从广义上讲，医疗行为都具有侵袭性。为使其行为具有合法性，必须取得病人的“知情同意”。这就要求医方应对医疗行为的侵袭范围、程度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对患者进行说明。同时，作为平等的合同双方，医方还有义务向病人及其家属介绍病情。但是，由于病人在了解病情后可能会对治疗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执业医师法》第26条专门规定了医方应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影响。
2． 转诊义务
由于设备、技术等限制不能为病人提供合适的治疗，医院应建议病人转诊。
萍乡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办法
江西省萍乡市人民政府
萍乡市人民政府令第65号
《萍乡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办法》已经2012年11月15日市政府第14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2012年12月14日
萍乡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有效预防与处置医疗纠纷，保障医疗安全，维护医疗秩序，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工作。
本办法所称医疗纠纷，是指医患双方对医疗机构的医疗、护理行为和结果及其原因、责任在认识上产生分歧而引发的争议。
第三条 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应当遵循预防为主、依法处置、公平公正、及时便民的原则。
第四条 患者的生命健康权、知情权、隐私权等权利依法受法律保护。
患方应当尊重医务人员，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和解决医疗纠纷。
医务人员的生命健康权、合法执业权依法受保护。
第五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能，指导医疗机构做好医疗纠纷的预防与处置工作。
医疗机构应当健全安全保卫组织，合理配备安全保卫人员，加强机构的人防、技防建设，加强宣传教育。
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加强医疗场所的治安管理，及时处置医疗纠纷现场各种违法行为，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推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机制，加强对医疗纠纷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
第六条 患方所在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当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合医疗纠纷处置工作，做好稳定和教育工作，应医患双方或者一方请求参与医疗纠纷处理。
第七条 市、县（区）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会），在本级司法行政部门指导下组织开展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医调会调解医疗纠纷不收取费用，其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补贴由同级财政予以适当安排。
医调会的组织和工作办法由司法行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八条 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公立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医疗责任保险，非公立医疗机构可以自愿参加医疗责任保险。
第九条 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恪守职业道德，力求客观公正，正确发挥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
第二章 预 防
第十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规范医疗机构执业准入，加强对医疗机构执业行为的监督和管理，督促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保障医疗安全，维护患者利益。
第十一条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加强自身管理，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确保医疗安全。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健全院务公开制度、医务人员违法违规行为责任追究制度、医疗质量监控和评价制度、医患沟通制度、安全责任等制度。
医疗机构应当设立专门接待场所，方便患方咨询、投诉及协商等事务。
第十二条 医疗机构应当制定医疗纠纷处置预案，并报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备案。
第十三条 医务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预防医疗纠纷的发生：
（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操作规范；
（二）树立敬业精神，遵守职业道德，增强责任心，关心、爱护、尊重患者，保护患者的隐私；
（三）努力钻研业务，更新知识，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四）在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的前提下，如实告知患者或者其家属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及医疗费用等情况，并及时解答其咨询；
（五）规范书写病历等医疗文书，不得涂改、伪造、隐匿、销毁病历资料。
第十四条 患方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医疗机构相关规章制度，自觉维护医疗秩序；
（二）如实向医务人员陈述病情，配合医务人员进行诊断、治疗和护理；
（三）按时支付医疗费用；
（四）发生医疗纠纷后，依法表达意见和要求。不得聚集社会闲杂人员扰乱正常医疗秩序，威胁、侮辱、殴打医务人员。
第三章 报 告
第十五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指导医疗机构建立健全医疗纠纷报告制度，规范医疗纠纷报告工作。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医疗纠纷处置机构及报告制度，并按规定报告医疗纠纷，不得隐瞒、缓报、谎报。
第十六条 发生扰乱医疗秩序行为的医疗纠纷时，医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应当立即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警：
（一）停尸闹丧或者聚众占据医疗机构诊疗、办公场所的；
（二）故意损坏或者窃取医疗机构财产、设备和病历、档案等重要资料的；
（三）阻碍医师依法执业，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医务人员或者侵犯医务人员人身自由、干扰医务人员正常生活的；
（四）其他严重影响医疗秩序的行为。
第四章 处 置
第十八条 发生医疗纠纷后，医疗机构应当启动医疗纠纷处置预案，按下列程序进行处置：
（一）及时采取控制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并报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出现本办法第十七条情形的，应及时报警；
（二）在医患双方共同在场的情况下，按规定封存现场实物及相关病历资料；
（三）患者在医疗机构内死亡的，应当按规定将尸体移放太平间或者殡仪馆。医患双方对死因有异议的，按规定进行尸检；
（四）告知患方有关医疗纠纷处置的办法和程序，答复患方的咨询和疑问，引导患方依法解决纠纷；
（五）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的，应当在医疗机构专用接待场所进行。患方来院人数在3人以上的，应当推举代表进行协商，代表人数不得超过3名；
（六）处置完毕后，48小时内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医疗纠纷处置报告，1周内如实反映医疗纠纷的发生经过及调查、处理情况。
第十九条 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纠纷报告后，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处置：
（一）责令医疗机构及时采取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必要时派人赶赴现场；
（二）积极开展政策宣传和教育疏导工作，引导医患双方选择适当方式解决纠纷；
（三）医患双方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进行。
第二十条 公安机关接到医疗纠纷报警后，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处置：
（一）立即组织警力赶赴现场；
（二）开展教育疏导，制止过激行为，维护医疗秩序；
（三）依法处置现场发生的各类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
（四）患者在医疗机构内死亡，患方拒绝将尸体移放太平间或殡仪馆，劝说无效的，现场处置民警可以依法移放尸体。
第二十一条 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可选择以下方式解决：
（一）医患双方协商；
（二）申请卫生行政部门调处；
（三）申请医调会调解；
（四）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二条 医调会应当自受理调解开始之日起30日内调结；医患双方同意延期的，可以再延期30日。
调解到期仍未达成调解协议的，视为调解不成，医患双方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医调会调解期限。
第二十三条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员因调解工作需要查阅材料、询问或者咨询有关人员和专家，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四条 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卫生行政部门或者医调会不再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终止。
第二十五条 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协商解决赔偿事项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医疗机构可以通知保险机构参加。
医疗责任保险机构接到医疗机构理赔报告后，应当按照医疗责任保险合同，及时支付相应的赔偿费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法律、法规、规章已有规定的，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七条 患方有下列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医疗机构焚烧纸钱、摆设灵堂、摆放花圈、违规停尸、聚众滋事的；
（二）在医疗机构内寻衅滋事的；
（三）非法携带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和管制器具进入医疗机构的；
（四）侮辱、威胁、恐吓、故意伤害医务人员或者非法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的；
（五）在医疗机构内故意损毁或者盗窃、抢夺公私财物的；
（六）故意损毁医疗病历、档案的；
（七）其他扰乱医疗机构正常秩序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人民警察在处置医疗纠纷过程中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对不履行法定义务、违反纪律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九条 医疗责任保险机构无正当理由不及时、不足额赔付的，由保险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并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条 新闻媒体对真相未明、调查结果尚未公布的医疗纠纷作失实报道，或者在报道中煽动对立情绪，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和后果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患方，包括患者、患者亲属及其代理人。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