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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客体新探


受贿罪的客体问题，我国刑法学界看法不统一。本文试图对现行受贿罪客体的理论观点进行一些评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互相切磋，为刑法理论的发展助力。
1、关于"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说

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这种理论观点，即是我国刑法理论上的传统观念，也基本上是当前刑法学界的通说。高铭喧教授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刑法》和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刑法学》，王作富教授著《刑法分则要义》，以及刘灿璞同志主编的《刑法分则教程》等论著均持此观点。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在解释受贿罪客体时指出："所谓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是指实现国家基本职能的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力。"①由此可见，这种观点的基本含义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收受贿赂和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就必然会损害行为人职务所及的那一部分国家机关的管理职能，破坏了国家有关方面的政策法律的实施。所以，任何受贿行为，都会破坏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从宏观上正确地指出了受贿罪和其他渎职犯罪-样，都会从总体上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但从刑法客体理论与司法实际相结合上看，却有着三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其一，这种观点没有揭示受贿罪的本质属性。任何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渎职犯罪，都会侵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包括贪污、受贿、泄露国家机密、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等犯罪皆是如此，但不同的渎职犯罪又有其不同的特征，把渎职犯罪"侵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这个同类客体作为受贿罪的直接客体，则不能具体地、直接地把受贿罪的特殊性揭示出来，无助于探讨受贿罪的本质特征。

其二，这种观点不能全面地反映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古今中外的受贿犯罪，都有贪脏枉法与贪脏不枉法之分，或者说是有违背职务与不违背职务之分。贪赃不枉法的，受贿与不受贿在执行职务上没有区别，这就不存在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问题。对这种贪脏枉法的案件，司法实践中都是按受贿罪定罪量刑的。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种行为在实际上并未破坏国家机关对内对外的职能活动。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坚持以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为前提的话，就会把这类行为排斥在应受惩罚之外。

其三，这种观点不能概括受贿者没有为他人谋利的行为。有的受贿人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收受贿赂后，主观上并不想去为他人谋利益，客观上也确实没有实施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有的受贿人索取、收受他人贿赂时，对能否为他人谋利益的承诺持放任态度，或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化、不可能实现为他人谋利益的承诺。这两种情况的受贿案件，受贿人的受贿行为实际上都不可能对国家机关的正常职能活动造成危害。司法实践中，无疑也是构成受贿罪的，如果把受贿客体界定为"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话，对这种不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行为就包括不进去，而司法实践中又要作犯罪处理，这就需要刑法理论工作者解决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矛盾。
2、关于"复杂客体"说

自从1982年，中央颁布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规定》中把受贿罪列为经济犯罪以来，便有同志提出受贿既是渎职犯罪又是经济犯罪的主张，从而产生了受贿罪是"复杂客体"的理论。刘佰笔教授主编的《经济刑法学》和《中国刑法词典》等持此说。"复杂客体"说的基本含义，是指受贿罪既是一种渎职犯罪，同时又是一种严重的经济犯罪；既侵犯了正常的公务活动，又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该说认为，从我国几十年来刑事立法实践看，都是把受贿罪看成是一种经济犯罪的，因此，只把受贿罪的客体理解为"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是不全面的，复杂客体才能全面地反映该种犯罪的犯罪性质。
笔者认为，"复杂客体"这种观点，虽有一些道理，但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

其一，受贿行为不符合复杂客体的构成要件。所谓复杂客体，是指一个犯罪行为同时侵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复杂客体中所侵犯的两个直接客体，虽然有主要客体与次要客体之分，但两个直接客体与犯罪行为之间，则必须具有直接的、内在的联系，而且两个直接客体都是构成犯罪的必备要件。

受贿罪是否"既侵犯了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又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关系"呢?回答是否定的。受贿行为虽然要索取、收受行贿人的财物，这并不等于就侵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因为行贿与受贿犯罪是一种"钱与权"交易的性质，双方都是犯罪行为，当行贿人把自己的合法财产自愿(包括索贿在内亦属行贿人自愿)拿去用于非法行贿时，合法财产便成了非法的贿赂物，便应视为自动丧失了该项财物的所有权。所以我国刑法规定，破案后追缴的行贿赃物应一律上缴国库，不能发还给行贿者，故在这类案件中不存在受贿者侵犯行贿者所有权的问题。

其二，混淆了受贿罪客体与受贿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后果之间的界限。有些受贿人受贿后纵容走私、投机倒把、偷税抗税、假冒商标、伪造有价证券等犯罪活动，确实可以造成对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破坏,严重危害国计民生，干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但犯罪后造成的后果与犯罪客体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受贿后造成严重后果的，只是量刑情节问题，并不是决定犯罪性质的犯罪客体。
3、关于"选择性客体"说

有些同志鉴于当前受贿犯罪情况复杂，危害涉及方面繁多，试图另辟蹊径解决受贿罪直接客体问题，提出了"选择性客体"的主张。黄海龙同志在《当前我国刑法中受贿罪若干问题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受贿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多方面的，除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正常活动外，还可能包括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及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据此，我们可以把受贿罪的客体称为综合性客体。但是，就具体受贿行为而言，对上述客体的侵犯又是有选择的。据此，我们也可以把受贿罪的客体称为选择性客体。只要侵犯上述某种客体，并符合受贿罪其他构成要件的，就可以认定为受贿罪"。②
笔者认为，"选择性客体说"是难以成立的。

选择性客体，在我国刑法理论上研究甚少。参照中外学者的观点，它的基本含义是，某种犯罪行为除必然要侵犯某种具体的社会关系之外，还可能有侵犯其他某种社会关系的情况。前者是该种犯罪的直接容体，决定犯罪的性质；后者是该种犯罪的选择客体，即不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也不决定犯罪的性质，只是犯罪危害程度的一种反映，对量刑有重要意义。而前述作者所主张的"选择性客体"的含义，与此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基本内容，并不能说明受贿罪是"选择性客体"，而是说的受贿罪客体的不确定性。即是说,受贿罪侵犯的是什么直接客体，要按某个具体受贿行为的具体情况而定。刑法理论上研究直接客体。目的在于揭示犯罪行为的性质，便于正确定罪处罚，如果一种罪的直接客体是综合性的，选择性的，那么，这种犯罪行为的性质和特征便是不确定的，这也就失去了研究客体的意义，就会造成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上的混乱，显然是违反我国刑法上的客体理论的。
4、笔者主张"侵犯公务人员廉洁制度"说

根据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客体必须揭示犯罪实质的要求，根据国家加强廉政建设中关于惩治受贿犯罪的立法意图，根据司法实践中关于认定受贿犯罪的实践经验，并借鉴中外刑法学者研究受贿罪客体的丰硕成果，笔者认为，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人员(以下简称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

"廉洁"一词，按照《辞海》的解释，其基本含义是清白、不贪。近年来，各级国家机关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中，纷纷制订了有关如《关于工作人员为政清廉的具体规定》之类文件，其规定的廉洁内容是多方面的，但中心内容都是要求公务人员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准以权谋利，索贿受贿，贪赃枉法，做到廉洁从政，为政清廉。由此可见，受贿犯罪的核心是公务人员违背了国家公务人员应遵守的廉洁义务，侵犯了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破坏了廉洁奉公这个为政之本。

受贿罪客体问题在国外也争议颇多，各国学者认识分歧。日本刑法学教授大冢仁在《刑法要义(各沦)》一书中，把各国学者研究受贿罪法意的观点归纳为四种："(1)公务人员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2)职务行为公正性。(3)兼含前面两种观点，即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和不可收买性。(4)公务人员对廉洁义务的违反"③。这些观点，对于我们研究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受贿罪客体理论，是有借鉴意义的。
把公务人员廉洁制度作为受贿罪的直接客体，较前述三种观点，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能准确揭示受贿罪的本质属性。我们国家的公务人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担负着依法行使国家对内对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管理职能的重任，要能正确地履行国家赋予的职责义务，就必须严守法纪，秉公尽责，不以权谋私，不贪赃枉法。所以，廉洁奉公是一切公务人员的为政之本。

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公务人员违反廉政建设法规，利用手中权力去进行"以权换利"的肮脏交易，从而严重地侵蚀着国家的肌体，吞噬着改革开放的成果，极大损害了国家和政府的威信，挫伤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我们把受贿罪的客体界定为"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目的就在于通过严惩破坏廉洁制度的行为，教育广大公务人员严格遵守廉洁制度，以保证政治清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所以，这种观点既能准确地揭示受贿罪"以权换利"的本质属性，又符合我国刑法设立受贿罪的立法意图。

(二)能高度抽象概括反映各种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受贿与行贿是一种对合共犯，客观活动极为复杂。我们无论是用"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说、"复杂客体"说、或者是用"选择性客体"说来作为受贿罪客体，都难以将受贿活动中的各种情节的社会危害性的共同属性概括出来。当我们把"侵犯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作为受贿罪客体时，就恰如其分抽象概括出了各种受贿活动情节的共同属性。这是因为，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有受贿的故意，客观上又实施了受贿行为，无论是受贿既遂还是未遂，无论财物是否过手，无论是贪赃枉法还是不枉法，无论是造成严重后果与否，都是对公务人员廉洁义务的违反，都是对公务人员廉洁制度的破坏，便符合受贿罪的客体要求。

浅淡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对少数民族违法人员的执法
——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藏贩”集中执法行动的相关问题探讨

邢益民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是根据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依法执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执法活动。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要求承担执法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要对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强制拆除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城市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或者部分行政处罚权；城市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市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环境保护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部分行政处罚权；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无照商贩的行政处罚权；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侵占城市道路行为的行政处罚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的城市管理领域的其他行政处罚权等行使综合执法的职能。在综合执法过程中势必遇到形形色色的行政相对人，特别当行政相对人为少数民族人员时执法的难度不可避免将加大，执法与被执法的矛盾容易激化。各地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也面临相同的对少数民族人员执法问题，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在执法中也遇到类似棘手的问题，特别是以“藏贩”问题成为一大困扰。在针对少数民族执法问题上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采取对“藏贩”集中执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执法效果，笔者结合此次集中执法拟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少数民族人员违法的原因、特点及执法机关的执法技巧、执法方式和相关法律运用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旨在使执法机关正确处理对少数民族人员的执法，避免执法矛盾的激化，保障执法行为的合法合理，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 少数民族人员违法的特点和原因
（一）违法少数民族人员具有地域局限性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后，少数民族人员违反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行为成日益增多的趋势，但是从违法主体来看少数民族人员呈现明显的地域性。就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所辖范围来看，违法的少数民族人员基本集中在藏族、维吾尔族和回族，其中又以藏族为多数，占违法少数民族人员总数90%以上，在上述藏族中来自同一地区的人员又占藏族人员总数的99%以上。由此可见少数民族人员违法在其人员组成上是相对集中的，基本上集中在几个民族或是几个地区的民族上，具有明显的地域局限性。
（二）少数民族人员违法具有团伙性和违法单一性
由于少数民族违法人员具有地域局限性的特点，势必导致其在违法时拉帮结伙，往往是几人甚至是几十人共同违法。在上海市徐汇区区域内的藏族违法人员从开始的5至9人共同违法占道设摊发展到后来的40人在同一地点共同违法设摊的现象可以看出，少数民族违法在人员组成上具有团伙性。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执法领域内，少数民族人员的违法行为还表现出了违法的单一性，从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对“藏贩”集中执法中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人员的违法集中在无证设摊影响市容这单一违法行为。全国各行政相对集中处罚权执行机关对少数民族人员的行政行为也集中在无证设摊着一块上，往往也没有很好的处理办法。

（三）少数民族人员违法的原因呈现多元化
少数民族人员之所以要违法这与我国的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文化、经济、观念等差距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少数民族地区所享有的自治权不明显，过分依附于中央、上级国家机关，和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与其他地方的相应主体相比缺乏优势和效率，各民族在享有的各种实然权力与资源上明显少于其它地区。在上海市徐汇区少数民族人员违法的原因经调查有以下几种：1、一部分人由于家境贫寒不得不外出谋生，但是由于民族或是宗教的因素他们不愿意打工或是找工作转而只有自己做点小生意；2、一部分人“跟风”违法，他们听信外出回村人员的鼓动一起外出摆摊以此赚钱改善生活；3、还有一些人组织、指挥他人共同违法设摊谋取个人利益，在少数民族违法人员中不免有“头人”，他们不但自己违法而且还带领他人共同违法，从中抽头牟利。由此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人员的违法有其特有的原因，并且各自违法的原因不同，呈现多元化的态势。

二、 对少数民族人员执法的难点
由于少数民族人员违法所特有的特点和原因决定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在这一问题上必然存在于其他执法所不同的难处，一方面执法本身要求严格执法、文明执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另一方面在执法中又要充分考虑和谐社会的原则和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政策、民族团结问题。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在对“藏贩”的执法过程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难点，可以说这些难点是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对少数民族人员执法所共同遇到的难点，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点：
（一）与少数民族人员在语言上无法沟通
少数民族人员基本上都来自本民族聚集区，在语言使用上基本都是本民族语言，知晓或是精通普通话的人员很少。这就造成了城管执法人员在执法中与其交流产生了障碍，少数民族人员听不懂执法人的话语，执法人员也不知道他们在辩解什么，由此造成了执法效率的低下和执法难是显而易见的。就拿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对“藏贩”的执法来说，违法人员都是藏族，他们所使用的是藏文，所说的是藏语，而执法人员中有没有人懂得藏语，他们又坚持自己不懂普通话，由此造成执法无法进行，执法难度陡然增加。

（二）少数民族人员法律意识明显欠缺，法制观念非常淡薄
少数民族地区相对城市普遍教育落后，普法教育还未深入群众。少数民族人员对于法律的认识绝大多少还是仅仅停留在对犯罪的认识上，对其他法律知之甚少，法律意识明显欠缺，法制观念非常淡薄。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认为，只要不杀人，不放火就不算犯法，就不应当受到法律的约束。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对“藏贩”执法过程中“藏贩”所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是靠自己的劳动赚钱，这地方又不是你们的，你们没有权管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人员对法律的漠视，法制观念的淡薄。

（三）少数民族人员暴力抗法时常发生
少数民族人员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国家对于民族问题的倾向政策使得一些少数民族人员在遇到城管执法时往往采取暴力抗法的手段来对抗执法，并且经常将执法与被执法的矛盾引向民族矛盾，以此煽动其他少数民族人员共同暴力对抗执法已达到逃避处罚的目的。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对“藏贩”的执法中就时常发生藏族小商贩以“你们汉族看不起我们少数民族，故意排挤我们少数民族。”“你们汉族人歧视少数民族。”等理由煽动他人共同暴力抗法。据统计，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对“藏贩”执法过程中遭遇以民族矛盾为由的暴力抗法事件占少数民族人员抗法总数的85%。

三、对少数民族人员执法的执法技巧和执法方式
少数民族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和上述问题的存在势必造成对其执法难，在执法中一旦方法、技巧不当将对社会和国家造成负面影响，执法效果和社会效果必将产生不良结果。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采取对“藏贩”集中执法的方式就非常值得借鉴，该大队在此次集中执法中由大队领导亲自督办，各职能科室全力配合。对“藏贩”先采取柔性执法，加强宣传、教育、规劝的力度和频率，向每名“藏贩”送上汉语版、藏文版《告知书》，做好录像取证工作，记录每个违章者的每次违章时间、地点、态度，建立起个人档案；深入调查、摸底，同时与区委区府和区、市民族委、区综合治理办、区公安分局、街道等部门联系、协调。在让“藏贩”明确知晓法律法规后对其进行最后的劝说，告知其自行改正的期限。在做到有理有节后，对拒不接受劝说的，按照先礼后兵的原则由大队组织一线精兵强将集中优势兵力并于公安机关共同采取为期10天的集中执法。考虑到少数民族人员违法的特点，对执法后的处理工作由大队派专职人员统一进行，这样可以减少各下属单位遭受其干扰以达到执法的平衡。此次集中执法后“藏贩”问题得到了根本的解决，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执法效果。由此可以总结出对于少数民族人员的执法有以下问题必须做到：
（一）对少数民族人员的执法技巧必须灵活
对少数民族人员执法不同于对一般主体的执法，在执法技巧上要灵活。对于一般主体在执法时可以直接采取行政行为，如直接进行行政处罚、暂扣物品等。但是由于少数民族自身特有的特点在执法前就必须先宣传、教育，进行柔性执法。在教育无效或是遭到明显抗拒的前提下，执法机关才可以考虑采取强制措施进行执法，但是在执法中必须做到程序合法有理有节。
（二）对少数民族人员执法在执法方式上必须采取多样性
对少数民族的执法方式要多样性，针对不同的少数民族人员要采取不同的执法方式。每个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都各自不同，每个违法少数民族人员的各自情况又有所不同，执法机关在执法前必须对被执法少数民族人员的综合情况有所了解，避免在执法中产生不必要的“民族冲突”。在执法过程中尽量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做好现场取证，文明执法。在执法后的处理方式上应当采取集中处理，根据对少数民族执法的要求完成行政行为。
（三）协调有关部门的强力支持保证执法的顺利进行
对于少数民族的执法牵涉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仅仅依靠城管综合执法部门难以很好的解决问题。这就需要执法机关取得各有关部门的配合，比如公安机关的执法保障，民族部门的支持，政府部门的协调等等。在集中执法过程中各有关部门紧密配合，注重宣传教育赢得群众支持，坚持教育为主处罚为辅，在执法中体现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

四、 对少数民族人员执法的法律适用规范
由于是对少数民族人员进行执法，所以在法律适用上有许多特别的规范，在执法时必须充分的注意。笔者认为对少数民族人员执法的法律适用有以下几点问题应当特别说明，以引起执法机关的高度重视。
（一）少数民族人员有使用自己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
《宪法》第四条第四款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改个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条中也明确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行政诉讼的权利。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发布法律文书。人民法院应当对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笔者认为从上述二条法律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在对少数民族人员执法时也应当遵循该原则。虽然我国没有《行政程序法》，但是在执法过程中应该做到程序合法。不论少数民族人员是否提出要求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执法机关在执法时都必须使用该民族的语言文字，如果少数民族人员提出要求使用本民族语言时，作为执法机关还必须为其提供翻译。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在对“藏贩”的集中执法中在这一方面就做的比较好，他们不论在前期的“柔性执法”过程中还是在之后的集中执法处罚过程中都聘请了藏族翻译，在执法过程中始终保证“藏贩”能有使用藏文和藏语的自由，这种做法十分值得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借鉴。
（二）在执法过程中应当充分保障少数民族的民族宗教和风俗习惯
少数民族有其特有的风俗习惯，我国在法律上充分保障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且出台了一系列的民族宗教政策，所以在执法中就必须对少数民族的这种权利进行充分的保障。比如，回族信仰伊斯兰教，所以在执法中就必须充分考虑伊斯兰教的风俗和习惯，避免因为触犯该民族教益而引起不良的执法结果。作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在日常的工作中势必对不同的违法人员进行执法，在对于少数民族人员执法时应当慎之又慎，全面了解该少数民族的情况，这样才能更好的进行执法，取得良好的执法效果。
（三）在执法过程中要做到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在对少数民族人员进行执法时，不要因为其是少数民族人员在执法程序上可能繁琐而放松对其执法，也不要认为少数民族“蛮不讲理”而加重对其的处罚，应当客观的适用法律对其的违法行为作出一个正确处理。少数民族人员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法律上也是一般主体，其也应当受到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约束。所以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在执法中就必须做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正确适用法律法规，给与少数民族和汉族同等的法律地位和行政行为。

笔者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少数民族人员违法的原因、特点及执法机关应当如何运用执法技巧和执法方式以及相关法律运用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希望执法机关能正确处理对少数民族人员的执法问题，避免执法矛盾的激化，保障执法行为的合法合理，以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