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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 摩尔多瓦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摩尔多瓦共和国政府关于植物检疫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摩尔多瓦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认识到开展合作以防止检疫性有害生物传播的重要性，根据促进并扩大植物检疫合作以及确保国家检疫措施相互协调的意愿，为了在缔约两国进行贸易、开展经济合作时防止有害生物传入其国土并广泛传播，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本协定中下列术语的定义为；
　　（ａ）有害生物－－指任何对植物或植物产品有害的植物、动物或病原体的种、株（品）系或生物型。
　　（ｂ）检疫性有害生物－－指对受其威胁的地区具有潜在经济重要性、但尚未在该地区发生，或虽已发生但分布不广并进行官方防治的有害生物。
　　（ｃ）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虽为非检疫性有害生物，但其在用来种植的植物中的存在将对这些植物的使用产生不可接受的经济影响，因此进口方给予限定的有害生物。
　　（ｄ）限定物－－任何能藏带和传播有害生物的需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仓储地、包装材料、运输工具、集装箱、土壤或任何其它生物、物品或材料，特别是在涉及国际运输的情况下。
　　（ｅ）检疫对象－－其流传地区受到限制、可对植物或植物生产造成重大损失的害虫、未经试验的植物病原体或杂草。
　　（ｆ）食虫生物－－以昆虫为食物的生物。
　　（ｇ）外激素－－昆虫产生的一种活性化学物质，在虫群中起着化学嗅觉交流的作用。
　　（ｈ）生物制剂－－是用于杀死害虫的休眠昆虫病原微生物构成的制剂。

　　　　　　　　　　　　　　　　第二条

　　本协定的执行机构分别是：
　　中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负责进出境植物、植物产品检疫的相关工作。
　　摩方：
　　国家植物检疫局。

　　　　　　　　　　　　　　　　第三条

　　缔约双方承担义务，遵守根据缔约双方现行法律而获准的、有关检疫物从一国进出口和过境到另一国的植物检疫规定。

　　　　　　　　　　　　　　　　第四条

　　缔约双方承担义务，按照进出国的检疫法规，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防止有害生物通过出口或过境的限定物传入对方国土。
　　每批限定物在进口到或经过缔约任何一方的国土时，要有出口国检疫部门签发的植物检疫证书，证明该批货物不带有对方规定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和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植物检疫证书必须用英文和本国官方语言写成。
　　在获得限定物的过程中，缔约双方的主管机构有权针对这些物品的植物卫生状况补充制定新的标准。如遇这种情况，可与缔约双方检疫专家合作，在出口国对出口检疫物实行初步管理。
　　对限定物进行检疫的费用，由物品的所有者依照缔约双方国土上正在执行的费用标准承担。

　　　　　　　　　　　　　　　　第五条

　　缔约一方在出口限定物到另一方领土时，应使用以下包装材料，例如，不会传播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刨花、锯末、纸张、塑料材料和其他材料。禁止使用草秆、叶子和其他植物材料作包装和铺垫材料，运输工具、包装和铺垫材料要清洁或者经消毒处理。
　　不得将土壤出口或随货物传带到对方。

　　　　　　　　　　　　　　　　第六条

　　为了保证植物检疫领域里的有效合作，缔约双方承担下列义务：
　　（ａ）互相交换缔约双方国内确定植物检疫措施的规范性法律、条例和规定；
　　（ｂ）互相通行缔约双方国土上病虫害发生和传播的情况，但任何一方不得将获得信息转告第三方；
　　（ｃ）互相交流病虫害防治和植物检疫方面的信息和科研成果；
　　（ｄ）互相交换食虫生物、生物制剂、外激素和其他用于病虫害防治的材料；
　　（ｅ）派出专家以便在产地对检疫物实施有选择的监管、在边境有效地解决检疫问题，以及考察检疫领域的科研成果和经验；
　　（ｆ）就检疫的做法、防止疫区范围的扩大及消除疫情、消毒和其他措施，互相提供技术和咨询帮助；
　　（ｇ）根据缔约对方的请求，在出现特殊情况时，派出检疫专家组以采取必要的行动。

　　　　　　　　　　　　　　　　第七条

　　缔约双方主管机构在进口国一方的边境查出受感染的限定物后，有权对限定物进行退回或除害处理，费用由物品的所有者承担。无法退回或除害时，缔约双方在物品所有者同意后有权销毁这些物品，而且每次均有义务向缔约另一方的主管机构通报。

　　　　　　　　　　　　　　　　第八条

　　必要时，缔约双方的主管机构将轮流在两国联合举行会议，以解决与本协定有关的实际问题。
　　解释和执行本协定出现分歧时，经缔约双方同意，通过谈判和磋商解决。经缔约双方同意，可通过议定书对本协定进行修改，议定书为本协定的构成部分。议定书依照第十条的规定生效。

　　　　　　　　　　　　　　　　第九条

　　本协定不影响涉及缔约双方的国际协定中写明的缔约双方应承担的义务。

　　　　　　　　　　　　　　　　第十条

　　考虑到本协定生效需完成缔约双方各自国内程序，本协定自缔约双方中最后通知一方的书面照会经外交途径发出后三十日内起生效。
　　本协定有效期五年。如缔约任何一方在本协定期满前六个月未书面通知对方要求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五年，并依法顺延。
　　本协定于二０００年六月七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摩尔多瓦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当对本协定的解释和执行产生争议时，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摩尔多瓦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刘　坚　　　　　　　　　　　　　　扬·鲁苏
我国宪法关于批捕权之我见

张爱权（0512-67161374）


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该法条将批捕权授予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作为中立性的司法机关，享有批捕权无可非议。然而，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代表国家追诉犯罪，同时享有批捕权，本人以为欠妥。
宪法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大法，保障人权是宪法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曾说：宪法是一张写着公民权利的纸。如果一国宪法不能很好地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那么该宪法就不是一部“良宪”。因而，现代法治社会里，各国宪法都对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建国以来的四部宪法都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作了专章规定。我国现行宪法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多达27种。其中第37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可见，充分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体现了我国宪法的立法精神。然而，我国宪法将批捕权授予人民检察院，在权力的运行机制及司法实践中严重背离了宪法保障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这一立法精神。
逮捕是在一定的期限内依法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并进行审查的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最为严厉的方法。为了防止实施不必要的逮捕，防止司法人员滥用权力而侵害人权，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司法不公，各国刑事诉讼法对实施逮捕这一强制措施都根据宪法原则作了必要限制。除了严格逮捕条件之外，都对逮捕权的程序性分配作了合理规定。逮捕权的合理设置不仅影响着逮捕活动的目的合理性，而且还体现着整个逮捕过程的合理性，并在防止非法剥夺、侵害公民人身自由权力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刑事诉讼中，逮捕权被滥用的最大威胁来自追诉机关。逮捕被追诉人不仅可以防止被追诉人阻碍、扰乱追诉活动的顺利进行，而且还可以通过直接控制被追诉人而获得许多其他侦察的便利。正因为如此，司法实践中，追诉机关不可避免地具有广泛采用逮捕的强烈倾向，如果不加以有力的约束，必然导致逮捕权的滥用。
事实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的逮捕是由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的。而人民检察院是我国唯一的公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行使公诉职能。同时，对于一定范围的案件还享有侦查权，承担着侦查职能。由作为追诉机关的人民法院行使审查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的职权，其能否保持中立、客观的态度是令人怀疑的。而据官方统计，1998年全国公安机关报批案件447472件，689025人，人民检察院批捕388788件，582120人，批捕率分别是86.89%和84.48%。批捕率如此之高，原因就在于其一：公安机关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讯问程序往往成为追诉机关获取口供、核实证据的手段。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逮捕执行后，不是由司法机关而是由公安机关自己负责审查讯问犯罪嫌疑人，这种自己审查自己的程序设计更本不可能防止不必要的羁押。而且，由于逮捕犯罪嫌疑人可以减少侦察侦察活动的障碍，逮捕之后公安机关又可以随时讯问被逮捕人，这种宽松的制度客观上诱发了公安机关进一步逮捕的要求。其二：由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着控诉的职能，新刑事诉讼法厅审理形式的改革，加大了检察机关举证的力度，再加上大量自侦案件的自报自批以及检察机关与侦察机关存在法定的相互配合的关系，往往将逮捕作为进一步收集证据、侦破案件的快捷手段。依据诉讼法里，批捕权的目的只是为了保全证据或保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日后就审的机会，而把批捕权当成侦查手段“以捕代侦”恰恰是对批捕权制度的法律功能的严重扭曲，也是野蛮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中有罪推定观念的集中表现，实质上是一种假借法律名义滥用国家权力的变种，是对我国宪法保障人权基本精神的严重背离。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它是普通法的立法依据和立法基础。普通法律不能与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我国宪法第5条第3款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必须以宪法为基础和依据制定相应的法律，其内容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于是，在宪法的有关批捕权原则的指导下，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们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基于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对批捕权的规定，导致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严重失衡，不利于实现现代刑事诉讼法中追求控制犯罪和保护人权和谐统一的目的。首先，赋予检察机关批捕权严重损害了当事人平等的诉讼机制。当法律赋予控方以批捕权时，就是将控方明显置于不平等的地位，给予不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因为辩护方既没有法律赋予的控方实行强制的权力，也没有这种能力。这是对诉讼规律的破坏，是一种社会不正义，当事人平等是人们通过诉讼寻求社会正义，确保司法公正的基本条件。没有法律对当事人诉讼地位和条件的同等对待，就不会有司法公正，诉讼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根本价值基石。其次，赋予检察机关批捕权违反了刑事诉讼方式的无妨害性这一正当性标准。在控辩双方的诉讼对立中，法律理应为双方提供平等的条件和机会，各方通过对其诉讼职能的充分有效行使，合理实现其预期目的。如果允许用妨害他方行为的方式赢得诉讼，就是对诉讼规律的破坏和对另一方正当权益的损害，归根到底是对司法公正的破坏。这样的诉讼方式显然是非理性的、不正当的。司法实践中，个别检察官滥用批捕权恶意报复辩护律师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是控辩失衡的极端表现。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滥用批捕权造成的严重弊端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宪法的权威性。具体表现在：其一，“以捕代侦”普遍存在，使批捕权成为一种服务于控诉职能的附属权利，远离了立法宗旨，危害甚大。其二，“该捕的不捕，不该捕的乱捕”由于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良莠不齐，对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条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把握不准，导致批捕权的运用有很大的随意性。其三，相互扯皮的案件增多。由于检察机关和侦察机关时常就使用逮捕条件在认识上产生分歧，造成有些案件久报不批，不仅影响诉讼效率，且使一部分案件由于受诉讼期限等主客观条件限制不得不另作处理，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其四，易造成司法机关资源的浪费，增加诉讼成本。由于检察机关随意批捕，一旦法院做出无罪判决，就会引起国家赔偿，同时给我国法治事业带来不利影响。其五，批捕程序缺乏最低限度的公开性和有效的救济程序，一旦检察机关做出错误批捕决定，公民人身自由就会处于被侵害的状态，这显然是与法治社会的理念相违背的。
目前，我国检察队伍素质偏低，享有批捕权极易侵犯人权。由于种种原因，检察队伍中受过严格、系统、规范的法律专业知识培训的人员所占比例甚小。特别是现任主要领导干部，多数来自社会的其他部门，自身法学知识不系统，业务能力跟不上工作需要。据有关人士考察，受过正规法学教育的检察官平均只占10%左右，基本掌握刑事法律的检察官人数比例尚达不到50%，掌握基本民事、经济法律知识的约占15%左右，而初步了解国外法律知识和国际惯例得不到3%，检察队伍知识结构单一，知识面狭窄，素质偏低，如果享有批捕权，在我国现行诉讼机制不很完善的情况下，滥用逮捕手段的可能性是不言而喻的。
当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均将批捕权赋予具有中立地位的法庭或法官。在现代逮捕制度中，除非法定紧急情况外，追诉机关一般不得自行决定逮捕，对于必须逮捕的，追诉机关只能通过向中立的司法机关提出申请，由法庭或法官决定是否逮捕。由于逮捕是由不具有追诉倾向的法庭或法官决定的，所以能够更加客观、更加严格、更加公正的审查是否具备法定的逮捕条件以及有无逮捕的正当性，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由追诉机关自行决定逮捕时难以严格贯彻法定逮捕条件的弊端。因此我国宪法应当将批捕权赋予人民法院而不能由其他机关行使。其原因：第一，这是由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决定的。法院在刑事诉讼中总是处于核心和关键地位。法院经过审判程序做出的裁决是国家对刑事案件做出的最终法律规定。因而法院对诉讼进程具有权威性作用和决定性影响，那么对涉及人身自由和诉讼程序具有重大意义的批捕权，统一由审判机关行使更具有权威性，也与其法律地位相适应。第二，法庭或法官虽然享有逮捕权，一般情况下，却不能主动决定逮捕，而必须等待追诉机关的逮捕申请，从而防止了司法机关沦为公诉工具的危险。第三，由审判机关行使批捕权，更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在现代刑事诉讼中，控诉、辩护和审判是三种基本的诉讼职能。保障充分实现控辩平衡、控辩对抗、无罪推定、控审分离、审判中心已成为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由于法官能够对控、辩双方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超然中立态度，这样更有利于公正地把握批捕权的运作，即可以有效防止将那些无辜公民纳入到诉讼中来，又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其他法定机关滥用国家司法权现象的滋生，体现出严格的法律制约性，这是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第四，由审判机关行使批捕权，既有利于实现诉讼目的，又与诉讼职能相适应。审判职能的核心是定罪力量刑，审判机关对罪与非罪的界线把握得最准确、最具权威性，这正是行使批捕权的前提条件。审判机关享有批捕权，与侦查控诉机关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法律关系，由于不存在利害关系而更倾向于严格而准确地把握逮捕的实质条件，这样更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目的的和谐统一。最后，由审判机关行使批捕权，有利于保障实体法的公正实现。程序法的一个重要价值表现为能够最大限度地确保公正实现实体法，批捕权的合理设置是其中一个关键环节。由审判机关掌握批捕权，可以避免不同机关因法律观念等方面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导致诉讼拖延，无效率诉讼，滥用强制措施侵害人权等妨害实体法公正实现之现象的发生，也可以有效地防止因控诉机关职权过于强大而导致诉讼结构严重失衡所带来司法不公，从而使批捕权沿着富有效率，保障权力的合理性轨道运行。这样完全能够保证准确、公正、及时地实现刑事诉讼实体法。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应当将宪法关于批捕权的规定作如下修改：“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批准或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