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环境保护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环境保护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1992年5月13日贵州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三章 环境监督管理
第四章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第五章 保护城市环境
第六章 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贵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
第三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环境保护必须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相协调，做到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第五条 环境保护必须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全面规划，区域控制，综合治理；实行谁决策谁负责，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
第六条 加强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推广无污染或少污染、低消耗、综合利用率高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工艺。重视发展环境保护产业。广泛开展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及科技交流。
第七条 省和各自治州、市、县、自治县、特区、市辖区人民政府、各地区行政公署（以下简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保护自然资源，改善环境状况，提高环境质量。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的环境保护规划必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所需环境保护资金，按有关规定列支。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的环境意识和环境法制观念。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定期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本地的环境保护工作。
第十条 在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一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省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各自治州、市、县、自治县、特区、市辖区人民政府，各地区行政公署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是：
（一）监督检查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贯彻执行，协调有关部门的环境保护工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监察；
（二）拟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保护规划和计划，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城市总体规划、国土规划和区域开发规划中有关环境保护部分的制定工作；
（三）统一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环境污染及其它公害的防治工作；
（四）统一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工作；
（五）组织开展环境监测、环境科学研究和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提供有关的技术咨询服务；
（六）调查处理环境污染、破坏事故和环境纠纷；
（七）受理对污染与破坏环境行为的检举和控告；
（八）按规定审理环境行政复议案件。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土地、矿产、林业、农业、水利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实施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各级公安、交通、铁道、渔政、民航管理部门，军队环境保护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环境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企业、事业单位的主管部门负责拟定本系统的环境保护规划和计划，管理本系统的环境保护工作，对所属单位的环境保护工作进行检查考核。
第十七条 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应制定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的发展规划及计划，重视和加强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广环境保护实用技术。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把环境保护的教育列入规划和计划。
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部门应重视和加强对环境保护的宣传和监督。
第三章 环境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实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负责制定、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保护目标、计划和措施。
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的执行情况，应作为考核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
第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贵州省污染物排放标准。
凡是向已有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区域排放污染物的，应当执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二十条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省环境监测工作实施统一管理，组织环境监测网络，实行国家统一制定的监测标准和环境监测资质审查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和健全环境监测机构，负责对行政区域内的环境要素进行常规监测和重点工业污染源监督监测。其监测数据，是环境保护执法的依据。
各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的环境监测机构，分别负责本部门和本单位的环境监测工作。
其他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对环境污染防治或者资源保护实施监督管理部门的环境监测，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省、省辖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地区行政公署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发布环境状况公报。
第二十二条 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必须执行环境影响报告书制度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制度。
第二十三条 建设项目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必须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报有审批权限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未经批准的，有关部门不得审批设计任务书。
建设项目在初步设计阶段，必须编制环境保护设计篇章，报有审批权限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未经审查同意的，有关部门不得审批初步设计。
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阶段，其环境保护设施，必须经原审批环境保护设计篇章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合格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发给营业执照。
凡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的项目，必须同时对原有的污染进行治理。
第二十四条 实行排污总量控制。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必须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排污申报登记。对不超过排污总量控制指标的排污单位颁发排污许可证；对超出排污总量控制指标的排污单位颁发临时排污许可证，并限期削减污染物排放量；限期治理单位在限期治理期间颁
发临时排污许可证。
排污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禁止无证排放。
第二十五条 凡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依照国家或省的规定缴纳排污水费。
超标准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依照国家和省的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
排污水费、超标准排污费，由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排污监理机构负责征收，实行省、地、县三级财政预算管理，并根据国家和省规定的范围使用。
第二十六条 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限期治理。
中央或省人民政府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省人民政府决定；自治州、省辖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自治州、省辖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决定；县级或者县级以下人民政府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县级人民政府决
定。
第二十七条 限期治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如期完成治理任务。
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人民政府责成同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限期治理项目进行监督和验收，并报告验收结果。
第二十八条 专门承担环境污染治理工程的单位和个人，须经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查，取得《贵州省环境污染治理工程资格证书》后，方可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质量监督机构，对环境保护装备和产品质量实施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实行环境监察制度。环境监察工作统一由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本行政区域内一切产生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
检查人员要为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第三十二条 排污单位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时，必须立即采取相应措施，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个人，并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接到环境污染事故报告后，应及时会同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时，必须立即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由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解除或者减轻危害。
第三十四条 跨行政区域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防治工作，由有关的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作出决定。
第四章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全面规划、积极保护、科学管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加强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建设。
第三十六条 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建设项目以及建设对自然环境有影响的设施，必须执行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制度。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和破坏的，应由开发建设的单位或个人给予补偿和恢复。
第三十七条 加强农业环境保护，发展生态农业，加强生态建设示范点和生态工程项目的建设。研究、推广生物防治技术、节能技术，开发使用清洁能源。改善农村饮用水和农田灌溉水质。
第三十八条 加强对水资源的统一规划和管理，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保护饮用水源和主要水域，防止水污染。
严禁将有毒有害废水直接向溶洞排放，或采取渗漏等方式排放。
第三十九条 严格保护自然资源和土地资源，防止土壤污染，保护、恢复和发展森林资源，加强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改善生态环境。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当地具有代表性的各种类型的自然生态系统区域，珍稀、濒危的野生动植物自然分布区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域，具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地质构造，著名溶洞和化石分布区、温泉等自然遗迹，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划出一定区域建立自然保护区，由有
关部门分工合作，进行保护。
第四十一条 重点保护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
在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不得新建污染或者破坏环境的设施。已建成的要限期治理、停产或者搬迁。
第四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自然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统筹自然保护区的区划、规划工作，向省人民政府提出申报建立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意见，监督重大经济活动引起的生态环境变化，会同有关部门制订生态环境考核指标和考核办法。
第五章 保护城市环境
第四十三条 市长对城市环境质量负责，实行市长环境目标责任制。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实行定量考核制度。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对城市环境污染状况进行检查，采取措施，提高环境质量。
城市人民政府应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政府报告市长环境目标责任书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指标的执行情况，考核结果应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四条 根据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的原则，增强城市污染综合防治能力。普及和完善城市供水、排水系统，建设城市污水集中处理工程，加强城市道路、城市园林、绿地、风景名胜区和其它公益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改善城市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第四十五条 禁止在城市居民区、文化教育区、风景名胜区新建、扩建污染环境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要限期治理或者搬迁。
推行污染集中控制和区域性综合防治，防治废气、废水、工业固体废弃物、噪声及放射性污染。逐步实施对城市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和生活污水的集中处理。
严重污染扰民又缺乏有效治理措施的企业，应当转产、搬迁或者关闭。
第四十六条 有计划地发展城市集中供热、城市煤气，推广型煤，建立烟尘控制区。实施对机动车尾气污染的控制和监督管理。
城市人民政府应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技术政策，采取有效措施，防治二氧化硫等污染，减轻酸雨危害。
第四十七条 加强城市水污染防治工作，切实保护水体不受污染和破坏，综合整治污染严重的湖泊、水库和流经城市及工矿区的二、三级支流。
严格保护城市饮用水源，建立饮用水源保护区，禁止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和环境敏感地区新建污染环境的建设项目。直接危害城市饮用水源的企业必须限期转产、搬迁或者关闭。
饮用水源保护区由当地人民政府划定。跨区域的饮用水源保护区由上一级人民政府划定。
第四十八条 加强城市环境噪声的管理。
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应当不超过国家规定的噪声标准。
第六章 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四十九条 产生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单位，必须把消除污染、改善环境、节约资源和综合利用作为技术改造、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有关部门应将环境保护作为考核企业的必备条件之一。
第五十条 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建立健全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制订污染防治考核指标，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有毒有害污染物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禁止违反国家规定向环境排放剧毒废液、废气、废渣以及废弃的放射性物质。
第五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乡镇、街道企业、私营企业、其它类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环境管理，发展无污染或者少污染的行业和产品。
排放污染物的乡镇、街道企业、私营企业、其它类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必须到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排污申报手续。获准后，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种类和名称，由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第五十二条 严重污染环境的乡镇、街道企业、私营企业、其它类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特别是土法炼焦、土法炼铅、土法炼锌、土法炼硫磺，小造纸、小印染、小化工、小洗煤等，应使用和推广节能、低耗、少污染的技术工艺和生产设备，严格在划定的区域内从事生产，已建成的要
限期治理达标排放。经治理仍未达到规定要求的，分别采取关、停、并、转等措施。
禁止土法炼汞、土法炼砷化物。
第五十三条 对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征收生态环境恢复费，用于生态环境的恢复和保护。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五十四条 加强对放射性环境的监督管理，防治放射性环境污染。
伴有辐射项目的使用、营运单位和个人在产生放射性废物和废放射源时，必须向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登记，并统一由省放射性废物库集中管理和处理。
第五十五条 引进技术和设备，必须符合国家和省环境保护的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产生严重污染的生产设施转移给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单位和个人使用。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六条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环境保护设计篇章未经审批、擅自施工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除责令其停止施工补办审批手续外，对建设单位及其法人代表处以罚款。
建设项目的防治污染设施没有建成或者没有达到国家规定要求，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并处罚款。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依法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一）拒绝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现场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
（二）拒报、谎报污染物排放申报事项，或者违反许可证规定超量排放污染物的；
（三）不按规定缴纳排污水费、超标准排污费和生态环境恢复费的；
（四）将产生严重污染的生产设备转移给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单位和个人使用的；
（五）引进的技术和设备不符合国家和省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
（六）乡镇、街道企业、私营企业、其它类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从事对环境有影响的生产经营活动的；
（七）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排放剧毒废液、废气、废渣以及废弃的放射性物质或以不正当的手段、方式排放污染物的；
（八）造成环境污染事故或者在事故发生后，不及时通知、报告或不采取有效处理措施的；
（九）未取得排污许可证、临时排污许可证，或未按许可证规定范围排放污染物的；
（十）擅自拆除或闲置防治污染设施的；
（十一）擅自生产、销售环境保护产品、装备或从事环境污染治理工程施工的；
（十二）生产、销售的环境保护产品、装备未达到规定质量要求的。
第五十八条 对逾期未完成限期治理任务的企业、事业单位，除依照国家规定加两倍收取超标准排污费外，还可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以罚款，或者责令停业、转产、关闭。
责令停业、转产、关闭的，由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人民政府决定；责令中央直接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停业、转产、关闭的，须报国务院批准。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土地、森林、草原、水、大气、矿产、野生动植物等资源污染、破坏的；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分别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承担法律责任。
第六十条 缴纳排污水费、超标准排污费、生态环境恢复费或被行政处罚的单位、个人，不免除消除污染、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的责任。
第六十一条 县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自治州（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处以五万元以下罚款；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处以二十万元以下罚款。超过罚款限额的，报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罚款按规定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管理。
第六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
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十三条 因环境污染或者破坏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举出受到损害的事实，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控致害人不能证明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害与其环境污染或者破坏的行为间没有因果关系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损害由受害人自身责任引起的，被控致害人不承担责任。
损害由第三者故意或者过失引起的，第三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损害由受害人和被控致害人共同引起的，受害人和被控致害人各自承担应负的责任。
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予承担责任。
第六十四条 环境污染或者破坏的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依法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六十五条 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破坏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七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依法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应根据本条例制定有关具体办法。
第六十九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由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解释。
第七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2年5月13日
高校被诉问题背后的思考（一）
高军
近年来，一向在人们心目中远离是非纷扰之地的圣洁的象牙塔——高校也频频被推上被告席。高校被起诉基实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但近年来高校被起诉的情况却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以往高校被诉一般涉及的是民事纠纷，但近年来频频出现的高校被自己的学生或考生提起行政诉讼却是新鲜事。在这些案件中，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案、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案、黄渊虎诉武汉大学学籍与户籍管理案三个案件较为典型（因媒体已做过大量报道，这里就不介绍案情了，如对案情不了解，请上网搜索有关资料），三个案件均引起了舆论界广泛的关注，其中前两个案件还吸引了法学界极大的注意力，并在学理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高校被学生起诉，一方面反映了我们正处在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人们的权利意识得到了普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包括莘莘学子们都在“认真地对待权利”并“为权利而斗争”，一方面也反映了目前我们高校在管理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严重的问题。
高校管理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招生方面
受教育权与平等权是我国宪法所明文确认的我国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但由于历史的及其他的种种原因，这两项基本权利在我国高校招生中往往并未得到完整的贯彻。就拿平等权来说，众所周知，每年高考我国各个省份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并不一致。当然，要求分数线完全一致的那种绝对的平等或形式上的平等实际上却是不平等、不公平的，因为由于地理的、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种种原因，我国各个省份的教育水平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故像江苏、山东等经济、文化发达的省份，高考录取分数线高于云南、贵州等边远省份应属正常，符合实质正义的标准。但是，对于作为我国的首都和文化中心的北京，就其教育发达程度和国家对其教育投入的经费来说，均遥遥领先于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如果按照实质正义的要求来理解，北京地区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应该远远高于其他省份，但情况却正好相反。因此，无论是从形式还是从实质正义上来理解，对北京地区考生的高考低分录取的政策相对于其他地区的考生来讲都是不公平、非正义的。现在，北京地区高考虽改成单独命题，因此无法与其他省份对比录取分数线的高低了，但这仅仅是回避了问题，并不是最终解决公平录取问题的办法。
另外，平等权还要求对所有考生自身来说在录取时要做到人人平等。目前，我国很多高校在招生时对考生的身高、视力、健康状况等往往都作了一些限制。当然，一些特殊的专业对考生作出一些特定的要求是正当的。例如播音、表演等专业对考生的形象、气质、音质等作出要求，染整专业要求考生非色盲等都应属于专业本身性质所要求的必要的限制，但如果对从性质上来讲对于那些根本无须进行任何特定限制的专业而对考生进行了限制，或仅仅因为考生患乙肝等疾病就不录取或录取后取消其入学资格，那么高校就会有对考生进行歧视和滥用职权侵犯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之嫌。
二、对学生管理、尤其是在处分学生方面
目前，在我国教育类法律、法规中，直接涉及到高校学生管理的主要有两部规章，即前国家教委分别于1989年与199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各高校对学生进行管理的规定一般都是在以上两部规章的基础上自行制定的。如果有兴趣上各个高校的校园网页去浏览一下，就会发现各高校有关学生管理方面的规定林林总总、各具特色，但总的特征是抽象、笼统、粗糙。有的高校在一些处罚性条款——尤其是对学生处以勒令退学或开除处分的规定往往本身就不合法。例如，有高校学生守则规定，对于考试作弊的，一经发现，给予的处罚是：自动停学一年，回家参加劳动，到期后凭家庭所在地基层组织或父母单位出具的证明回校继续学习。这种变相的“劳教”或“劳改”的规定本身就是违法的，高校根本无权作出这类规定。再如，为了严肃考风考纪，有些学校规定，考试作弊一经发现即对作弊的考生处以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我们这里姑且不论高考的过程对考生来说是如何的艰辛，上大学机会对学生来说是如何的来之不易，被勒令退学或开除对学生来说往往命运与前途毁于一旦，如此规定是否违反高等学校教书育人的宗旨等等，就其规定本身来说，其实就是不合法的。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2条的规定：对于“考试作弊的，应予以纪律处分”，第29条规定应予退学的十种情形之中，并没有不遵守考场纪律或作弊应予退学的规定。第63条规定：“违反学校纪律，情节严重者”，可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但前提应是高等学校的“学校纪律”规定的本身应该符合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而不能在法律规定之外任意扩大，自我授权。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胜诉的原因之一即在于北京科技大学的《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规定过严，对学生处理过重。
在高校对学生管理中最经常遇到的也最令管理者头疼和敏感的是对大学生偷食禁果的处理问题。虽然在对待是否准许大学生谈恋爱问题上，我国高校普遍经历了一个从严禁到不提倡也不禁止的态度的转变，虽然前些年在一些高校的校园里堂而皇之地设置了安全套自动售货机，但在对大学生发生性行为的问题上，高校普遍不敢越雷池一步，对于对待学生中偷食禁果者的处理问题上，高校的态度是十分坚决毫不含糊的，一经发现则对之予以勒令退学或者开除。高校对学生中偷食禁果者作出这样的处分，其依据的是《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的有关规定。《准则》第8条规定，大学生应注重个人品德修养、男女交往，举止得体；第13条规定，学生宿舍不得留宿异性，而《规定》第63条第四款、第五款规定，有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违反学校纪律，情节严重者，学校可酌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但是，对于发生性行为是否属于“品德极为恶劣”或“道德败坏”的问题，有关部门却并没有作出解释，实践中一直是这样做的，也很少有人提出异议（包括被处分的学生），但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值得进一步商榷和探讨的余地。另外，对于“违反学校纪律，情节严重者”中的“学校纪律”同样应作如上一段的理解。此外，高校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往往还涉及到对被处分学生隐私权保护的问题，稍一不慎，很可能会有侵犯被处分学生的隐私权而面临被推上被告席的危险。
三、学术管理问题
学术是高校的灵魂、生命和品牌，对于学术管理问题，任何高校都应从严要求，尤其是在当今一个虚假学术泛滥的时代更应如此。但是，实践中高校学术管理自主权与依法治校之间却经常会发生冲突。一般情况下，法律不宜直接干预学术，学术主要依靠高校的自律与学者的良心来维持，故对高校来说，建立保证学者良心自由的体制是非常重要的。出现了良心问题，法律无法解决，但如果高校学术管理的规定本身如果从实体上或程序上是不合法的、不合理的、荒谬的、不近人情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那些由于这些不合法的、不合理的、荒谬的不近人情的规定而自身合法权利被侵犯的当事人提出了法律救济的请求，那么司法则不应对之保持沉默。
例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暂行实施办法》的规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想取得学位必须过两关：第一关是毕业论文须经院系答辩委员会通过；第二关是毕业论文经院系答辩委员会通过后，还要必须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审通过。按照《学位条例》第10条第二款的规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审查学士学位获得者名单，负责对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硕士学位或报请授予博士学位的决议，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决定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10条规定，学位评定委员会由九至二十五人组成，任期二至三年，还规定了其下可设置若干分委员会。因此，从以上的规定来看，高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组成人员并没有专业的限制，实践中其一般也是由各个不同专业的专家所组成的。刘燕文诉北大案中，刘燕文的博士论文经答辩委员会通过后，但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时，因赞成票未过半数，故北大按学校的规定作出不授予其毕业证书及博士学位的决定。但事实上，北大以上规定的本身即与原国家教委于1995年发布的《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不相符合。该《规定》第33条规定了颁发学位的条件是“研究生按培养计划的规定，完成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成绩合格，完成毕业（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可见，获得学位并不是颁发毕业证书的前提条件，故北大以上规定突破了法律的规定，依法应属无效。因此，海淀区法院一审判决撤销北大对刘燕文所作的决定，责令北大依法对刘燕文颁发毕业证书。但对于是否颁发刘燕文博士学位的问题，可能是主审法官认识到了学位评定委员会外行审内行论文制度的荒谬，故在“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的问题上，采纳了刘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意见，作了一个非常巧妙和智慧的解释，判决责令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刘的论文重新予以审查决定是否授予刘博士学位。事实上，对刘的论文，贺卫方教授也坦然承认连题目他也看不懂。因为博士生所研究的东西是非常精、深、钻的，对之真正有发言权的是行业内为数不多的专家。而校学术评定委员会虽然个个都是专家，但对于某一个特定专业来说，大部分人都是外行。但按《学位条例》的规定，这些外行却有权审查内行的论文并对之作出生死判决，其荒谬性显而易见。故贺卫教授主张，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应改实质审查为程序性审查，笔者认为其建议是符合实际的。
再如，前些年有高校规定，该校文科博士生必须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三篇论文以上，理科博士生必须被SCI转载论文三篇以上才有论文答辩资格。重压之下，博士生们必加倍的努力，于是该高校在国内、国际刊物上所发表和被转载的论文数在国内高校的排名中一下子遥遥领先，该校因此也声名大振。很多高校得其真传于是也纷纷效仿，甚至所作出的规定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问题是，国内核心期刊就那么多，如果让博导们在三年内在同类的刊物上发表那么多文章，可能对相当数量的博导们来讲也不那么容易。更何况众所周知的是，国内核心刊物往往被一些名人、专家、“专业户”所“垄断”或“包揽”。由于越来越多的高校作出诸如此类的规定，而且扩招政策将使我国的博士数量越来越庞大，最后让这些博士们到哪里去发文章？博士们怎样才能完成这个硬性指标？我想，如果该规定必须被严格执行的话，最终的结果只能或者是使得学术越来越虚假、浮躁和腐败，并因此而制造出更多的学术垃圾和学术泡沫；或者是博士们拿不到学位与学校发生矛盾而对簿公堂，一般情况下可能是两种结果兼而有之（想起报载钟敬文老先生生前经常语重心长地劝弟子们要少写点东西多读点书的谆谆教诲，实令笔者感慨万千！朱老先生是属于上一代的著名学者，他可能不知道时代已变迁了，如果他的弟子们没有大量的“学术成果”和不能显示出强大的“科研能力”，可能毕业时找工作都成问题啊）。
还有更不理性简直是恐怖的规定！为了整肃校风学风和强化对学术的管理，某高校规定在学生中实行“末位淘汰制”！还有的高校硬性规定了该校的博士生在毕业前必须按入学人数淘汰15%！这些规定的荒谬与非理性显而易见。众所周知，高等学校的教育是所谓的合格教育，其目标是为了培养合格的人才。以上的规定，事实上与培养合格人才的目标格格不入，其所造成的恶果是不但使学生的行为失去了可预期性，将在学生中造成人人自危的后果，而且在实际操作中极有可能发生那种，用刘大生先生的话来说，对于那些“特招”的明星们、有权有势的“在职攻读学位者”们、官宦子弟们、港澳台的学生及外国留学生们因种种“政策的”及其他的原因都不可能被淘汰，最终被淘汰的只能是像爱因斯坦、哥白尼、布鲁诺、梁漱溟、马寅初、顾准这类的“不听话”的学生！事实上，对比一下当今国内的一些高校纷纷忙于“办班”、变相出卖文凭以及各高校的系主任专心致力于搞“创收”的现状，及一些高校在对待“仕而优则学”的人如同娼妓拉客的媚态，所谓加强学术管理之说实属自欺欺人。
作为号称社会良心与社会先导的高校居然会出现以上种种可能只有在为神学所统制的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才会出现的荒谬的非理性的现象，对于当今社会上出现的种种荒谬、浮躁与非理性的现象也就丝毫不觉得难以理解了。写到这里，特别怀念母校吉林大学，当初在母校读书时，母校并没有这一类的规定，而且我们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几位导师对待弟子视同自己的孩子，在学习和生活上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故在母校读研三年时光中一直沫浴着爱和温暖，充分享受了读书与自由思考的乐趣。不知道现在母校会不会也作出了这一类的规定，上帝保佑千万别有。但母校却终不能免除时下时髦的高校合并的恶俗，五所大学已合并为一所从外表上看去庞大无比的新的吉林大学了。
四、与教师的关系
高校与教师的关系中，容易发生冲突之处主要表现在职称评定、人事流动两个问题上。因为职称直接与工资、住房、福利挂勾（先评上职称对这些就有先占的优势。例如广为我们法律后进者们所景仰的朱苏力先生也曾坦言他过得很累，因为不得不忙于住房等俗务。对北大我不敢妄言，但如果苏力先生在其他的一些高校，因为他92年才入高校工作，因为他除了学术之外可能并没有什么行政职务及“关系”，他的住房极有可能不如学校中的一个可能根本不知学术为何物的专职处长，在一些地方性高校中，甚至还可能不如一个科长），而且还涉及到是否有资格带硕士、博士的问题。当然，成了教授、硕导、博导身价自然就不一样了，君不见有些热门专业的博导们虽然带了二、三十个甚至更多的硕士、博士，但弟子们一年内却难见导师尊容几次，导师正在国内飞来飞去忙于讲学、“顾问”，大把地挣银子呢。而且一旦成了教授或某某“导”就等于进了保险箱，还从未听说过哪位教授或导师因不合格或因水平下降或徘徊不前而被取消职称或资格。故发生那种人力资源管理的导师从未管理过人力资源及导师根本导不了弟子的情况一点也不奇怪，甚至还会发生南方某高校总务处长被评上博导的天下奇闻。既然职称如此重要，那么职称评定主要看什么呢？答案是主要看“学术成果”，也就是“学术论文”与著作的数量与质量（质量的标准就是所发表的刊物级别的高低），于是便造成了我国学术空前“繁荣”与腐败的局面。虽然没有统计数据来证实，虽然我国高等教育从“拨乱反正”至今才只有区区二十多年时间，但在中国教授、硕士、博士数量应属世界之最这一点上，可能很少有人会提出异议，其数量之和绝对超过一些小国的人口数量。明年开始又要扩招研究生了，可能到时我们“高级人才”的数量又要创世界新高纪录了（中国的读书人身上本来就有着浓浓的“进士情结”，再加上现行体制对学历的要求，其结果就是读书人都在玩命似地忙于“考研”、“考博”，将大好时光都浪费在了考完就忘的外语上了，甚至还发生了博导考博的闹剧。但不考又有什么办法呢？要知道，如果在当今，梁漱溟、陈寅恪是绝不可能进北大、清华教书的，鲁迅好像也没有什么正规的“学历”吧，想评教授？那绝对是在痴人说梦）。但可悲的是，据报道，就在世界范围内经常引用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数量来说，中国最好的大学也只是日本东京大学的十分之一，而另一则材料则指出我们大学的科研能力不及日本的三分之一！读了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格非的《欲望的旗帜》、谢泳的《逝去的年代》等作品，看看当今学术界的现状，想想那个曾经在一个迷惘少年的心目中如此神圣的教授的形象已变得如此具体而庸俗，只能借用尼采的比喻，悲愤地呐喊一声“教授”死了。
扯得太远了，还是回到话题上来。因为职称如此重要，但评职称往往有“指标”限制（中国是“口号”与“指标”的大国，对所谓的“口号”大国的说法，诸位肯定都深有体会，上街去看看，满街都是“口号”。“指标”大国诸位可能不太熟悉，但我们是“指标”大国的地位却是实实在在和不可动摇的。我们往往做什么事都喜欢事先搞个“指标”出来，在这些事先搞的“指标”中，如钢铁产量，国民生产总值等预先确立“指标”是可以理解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嘛。但如果过了，也会造成大练钢铁、浮夸风盛行的恶果。但对于“反右”等运动中的对“右派分子”等预先确立指标则显得十分荒谬。现在有的地方规定执法也有“指标”，如规定执法人员每人每年必须完成的最低罚款数额等，于是便有了“处女嫖娼案”的发生），因为职称“指标”的限制，使得僧多粥少，因而职称评定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可能是出于为了避免矛盾或其他的考虑，因此职称评定的过程有如按祖传秘炮制灵丹妙药那样秘不示人，最终参评人为什么被评上或没有被评上，及评委为什么投赞成票或反对票，其赞成或反对的理由到底是什么等均成了永远也解不开的谜。
再如人事流动。由于体制的原因，进了高校工作如同进了保险箱。对于庸才，不管其学术、工作责任心等情况如何，是极难清退的。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优秀人才想流动也极为困难，像民国时期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例如鲁迅先生先后执教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大学而不必担心“档案”、“户口”等问题，已永远地成了历史。一些高校，尤其是是一些地方性高校留住人才的办法不是对之提高待遇及不拘一格予以重用，而是将其“档案”死死扣住，如此一招，如同点住其死穴使其动弹不得。很多高校为了留住人，还作出限制考研尤其是限制考博的规定。原国家教委1982年发布的《关于招收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暂行规定》的第5条规定，“各单位要从大局出发，积极支持符合报考条件人员报考，努力为国家输送人才。凡是符合报考条件的在职人员报考博士生，所在单位应予支持（现役军人除外）。”但是，对于以上的规定，很多高校根本置之不理，甚至在对合同期满后提出报考博士申请的教师还予以种种刁难，其做法不仅违反了上述规定，更有侵犯报考者依据我国宪法所享有的受教育权之嫌。
英国著名的法律史学家梅因曾说过人类社会的发展无非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从身份到契约”标志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对高校来说，在人才流动问题上，应持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态度，因为只有人才流动学术才会有生命力，才会有创新，长期静止困守一隅的后果只能造成视野局限、近亲繁殖与滞息的后果。事实上，在高校管理中，在对待人才流动的问题上，只要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来办理就足以解决问题了，对于违约者，依造约定追究其违约责任就可以了。契约应当被遵守在古罗马时代就被确立为一条基本原则，对此，作为承担着人类文明传承使命的高校不遵守契约是非常可笑和可悲的。
从以上高校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结合近年来高校被诉的案件的情况，可以看出目前我国高校管理中普遍存在两个问题。
1．由于计划经济年代行政管理的思维尚未改变，直到目前为止，相当一部分高校的工作人员在对待学生管理的问题上往往将学生当成受教育的客体，根本不尊重学生的权利与人格。例如报载某位同学在毕业时学校拒不发给其毕业证与学位证，理由是他曾经考试作弊已被取消学籍。当这位同学四处申诉，在国家教委为此专门给该校发文，指出其对该生处分不当之处的情况下，该校的某位负责人却坚持说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该生必须回去参加高考，只要考上，学校马上就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给他。我实在不知道这位负责人说这话的目的和法律依据是什么？但从语气与内容上来看，其完全不是一种平等的姿态，从中完成可以看到计划经济年代某些行政官员的作风。
另外，高校在管理过程中中往往还缺乏程序观念，例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中，学校当初对田永的处分决定并未直接送到田永的手中，亦未告知其申辩、申诉的权利。再如黄渊虎诉武汉大学案中，当初武汉大学因黄政审不合格作出不予录取让其跟读的决定时，亦并未告知黄申辩、申诉的权利和途径，也未告知其“跟读”的具体含义。而且，既然田永当初已被“取消”了学籍、黄渊虎并未“取得”学籍，那么学校就不应该让他们一直在学校读到毕业，因为可以预料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毕业时发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北京科技大学对田永处分的程序，直接违反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4条的“处分要适当，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对于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的规定。而武汉大学对待黄渊虎问题上亦违反了“正当的法律程序”。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高校在诉讼中，往往缺乏证据意识，例如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中，北京科技大学在庭审中才提供了其自行调取的有关老师的证言、考试成绩单、学生登记卡等证据，因违反了行政诉讼法中的被告不得在诉讼中自行向原告和证人取证的法律规定，故法院对之未予采纳。而在黄渊虎诉武汉大学案中，武汉大学庭审中也没有提供对黄渊虎进行政审的记录、决议、及政审后的通报过程等证据。
2．高校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透明度，例如在学位评定、职称评定、研究生导师评定、处分学生、招生等普遍缺乏透明度。尤其是招生方面，透明度更低。现在高考录取招生，一般采用网上录取的方式，减少了腐败的机会。但对于研究生招生，按照《高等教育法》第19条的规定，硕士、博士、研究生取得入学资格所要求的是 “经考试合格”。这里其规定的是“合格标准”，但对于有数个上了分数线的“合格者”是否必须按名次录取的问题却没有规定。于是，便出现了在考研、尤其是考博时，同导师的“关系”极为重要的情况。甚至圈内人都知道一个公开的秘密：考博一是考外语；二是考“关系”。而且对考研、考博的考生来讲，因往往只能查到自己的成绩，根本不知道别人的成绩和自己考试成绩在其中的排名情况，权利被侵犯了往往自己还蒙在鼓里。由此带来一个思考是：硕导、博导招收弟子涉及到学术传承的问题，从这一点上来讲当然希望招收那些在性情、品性甚至文风上与自己相投的弟子。但问题是，这毕竟不是自己私人开馆招生，研究生招生属国家教育体制序列，研究生培养占用的是国家的资源，因此，对所有的考生来讲，机会应该是平等的，应择优录取。怎样在导师的喜好与择优录取方面平衡值得进一步研究。其实对研究生招生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更多的是由导师的良心来决定的。但不管怎样，录取的过程应该是透明的。
以上高校管理过程中常遇到的诸多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国对高校管理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高校管理的体制不完善以及长期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惯性等原因所造成的。我们的高等教育要发展，要求我们不能不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权利意识及社会文明开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大学普遍扩招后我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新的形势，这些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笔者认为，对高校来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有很多，如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管理体制等，但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对我国高等教育来说，确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的信念以及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的理念，努力革除陈弊与积习，使高校真正成为学术及社会良心的诞生地，真正成为知识分子（包括老师和同学）研究学问和保持良心的象牙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