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
安徵省合肥市人大常委会
合肥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
（2003年10月31日合肥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3年12月13日安徽省第十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市政设施管理，保障市政设施完好，充分发挥市政设施的功能，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市政设施的规划、建设、管理、养护与维修。
本条例所称市政设施包括：城市道路、桥涵、排水设施、照明设施及其附属设施。
第三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市市政设施管理工作。
市、县、区市政设施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市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市政设施管理和养护、维修工作。
规划、公安、市容、工商、环保、园林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市政设施管理工作。
第四条 市政设施实行统一规划、配套建设、协调发展和建设、管理、养护并重的原则。
第五条 市政设施建设资金可以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采取政府投资为主，多种渠道筹集。
市政设施的管理和养护、维修所需资金，由市人民政府按市政设施量及养护、维修定额标准拨付。
鼓励国内外企业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投资建设市政设施。
第六条 市政工程项目实行招标、投标和监理制度。
市政设施养护、维修可通过招标、投标方式选择维护单位，并逐步推行市场化运作。
可以实行有偿使用的市政设施，其有偿使用的项目、标准和期限，依照国家规定的管理权限和审批程序报经批准后执行。
有偿使用的收入应当纳入财政专户，专项用于市政设施的建设、养护和维修。
第七条 市政设施属社会公共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爱护的义务，并有对损害市政设施的行为进行劝告、制止和检举的权利。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八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市政设施专业规划，编制市政设施年度建设计划，并按国家规定的报批程序报批后实施。
第九条 城市供水、排水、供气、供热、供电、通信、有线电视、消防、公共交通、园林绿地、环境卫生等依附于城市道路的公共设施，应当与城市道路同步建设。
第十条 建设工程毗邻市政设施的，应当按国家规定留出安全间距。依附于市政设施的各类公共设施及其地下管线，应当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防护措施。
第十一条 新建、改建、扩建城市道路时，应当同步建设城市道路排水出水口。
城市道路排水出水口渠道两侧各5米宽、30 米长的土地，应当与道路用地统一征用并与道路同步建设。
城市道路排水出水口渠道30米外的排水设施，应当纳入城市排水专项规划予以控制，严禁占压。
现有未按排水规划建设的临时性排水出水口，按照城市排水规划逐步改造。
第十二条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由市政管理部门组织建设和管理。
新建、改建、扩建城市道路、桥涵时，照明设施应采用新光源、新技术、新设备，并与主体工程同时交付使用。
第十三条 承担市政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监理的单位，必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资质，按照资质等级承担相应的工程。
第十四条 市政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监理、验收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
市政工程（含住宅小区市政工程）规划、设计方案的评审以及对市政工程实验的抽检和综合验收，应当有市政管理部门参加。
第三章 养护与维修
第十五条 市政设施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市政设施的建设实行工程质量保修制度。保修期内出现工程质量问题，由责任单位负责保修。
未移交给市政管理部门的市政设施，由建设单位或责任单位负责养护、维修。
第十六条 开发区、住宅小区、厂（矿）区、机关、学校内的市政设施，需移交市政管理部门管理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经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一）符合市政设施技术标准规范；
（二）提供必要的管理、维修条件；
（三）按照国家市政设施养护、维修定额标准交纳运行、维护费用。
第十七条 市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市政设施的养护、维修技术规范，履行管理职能，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负责对市政设施定期巡视检查，发现损坏及时组织维修，尽快恢复使用； （二）施工现场应当设置明显的安全标志和防护设施，做到文明施工；
（三）施工安排应当避开交通高峰期，确保行人和交通车辆安全。
第十八条 沿街单位确需对其门前人行道改建的，应当经市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十九条 新建化粪池等接纳生活废水、污水的设施，应当建在城市道路规划红线范围以外。
现有设置在城市道路规划红线范围内的化粪池，由产权所有人负责疏浚，保障畅通，并逐步迁出或改造。
第二十条 对经批准占用、挖掘市政设施的施工和市政设施的养护、维修工作，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阻挠。
第二十一条 市政设施养护、维修专用车辆应当使用统一标志；执行抢修抢险任务时，在保证交通安全畅通的情况下，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和临时停车的限制。
第二十二条 设在市政设施范围内的各类管线、井（箱）盖及其他设施，应当符合市政设施技术标准规范。因缺损或擅自设置影响交通和安全的，产权单位应及时补缺或清除。
第四章 道路、桥涵管理
第二十三条 单位和个人需临时占用城市道路、桥涵的，应当经市政管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到市政管理部门领取占道许可证，交纳市政设施占用费。
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桥涵的，期满时应当恢复原状。因特殊情况需延长占用期的，应在期满前按原审批程序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继续占用。
第二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需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经市政管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到市政管理部门领取道路挖掘许可证，交纳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由市政管理部门组织施工。
新建、扩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5年内、大修后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3年内不准挖掘。因特殊情况确需挖掘的，应当经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审查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交纳3倍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在法定重大节日及前5日和全市性重大活动期间，不得挖掘城市道路。
因地下管线发生险情，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抢修单位须在挖掘的同时，向市政管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报告，并在24小时内按照规定补办挖掘审批手续。
第二十五条 单位和个人采取非开挖技术穿越市政设施的，须具备相应的技术设备和施工方案，并经市政管理部门批准。
采取非开挖技术穿越市政设施，造成市政设施损坏的，由施工单位负责恢复原状，或由施工单位出资，市政设施专业养护、维修单位实施。
第二十六条 经批准临时占用或挖掘城市道路、桥涵的施工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施工现场应当悬挂占用、挖掘城市道路许可证；
（二）严格按照规划许可证指定的位置、深度、用途和批准的时限占用或挖掘； （三）临时占用的市政设施范围内不得搭盖永久性的建（构）筑物；
（四）占用、挖掘现场应当设置明显的安全标志和防护设施；
（五）需临时封闭交通的，应当报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并提前公告；
（六）工程竣工后应及时清理现场，恢复设施原状。
第二十七条 因城市建设或其他特殊需要，市政管理部门可以做出变更、终止占用市政设施的决定，并根据占用时间和面积退还部分市政设施占用费。占用单位和个人应当按时恢复市政设施原状。
第二十八条 确需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设立商品交易市场的，由市人民政府批准。 确需临时占用城市道路及其两侧空地设立停车场（点）的，由市政管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审批。
经批准在人行道上设立临时机动车辆停车场（点）的，由市政管理部门对被占人行道采取加固处理，所需费用由占用单位承担。
未经批准设置的商品交易市场或停车场（点），由市政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撤出；造成市政设施损坏的，占用单位和个人应当按时恢复市政设施原状。
第二十九条 在城市道路和桥涵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占用、挖掘城市道路、桥涵；
（二）擅自设立市场、堆放物料或修建建（构）筑物；
（三）擅自设置广告或其他悬挂物；
（四）擅自在人行道上停放、行驶机动车辆；
（五）清洗机动车辆；
（六）在桥梁上架设不符合桥梁安全要求的各类设施；
（七）直接在道路、桥梁上焚烧物品或搅拌、存放砂浆或混凝土；
（八）泼洒腐蚀性液体；
（九）其他侵占、损坏道路、桥涵的行为。
第三十条 本市机动车辆清洗站（点）的建设规划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并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单位或个人从事机动车辆清洗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到市政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一）有符合专项规划布点要求的经营场地；
（二）具备污水沉淀、油污处理设施；
（三）有经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
（四）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清洗设备。
第三十一条 根据户外广告专业规划、利用市政设施设置广告的，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统一建造广告设施，并采取招标、拍卖或者其他公开竞争方式出让广告设施的使用权。
第三十二条 在桥梁上增设管线等设施或跨越、穿过城市桥涵的工程，应当经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十三条 履带车、铁轮车、超过道路负荷量的机动车辆确需在城市道路、桥梁上通行的，应当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并应事先征得市政管理部门同意，按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时间和路线通行。
第五章 排水设施管理
第三十四条 城市污水排放实行许可制度。凡使用城市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单位，应当到市政管理部门领取排水许可证。
因建设工程施工或其他原因需要使用城市排水设施临时排水的，应当办理临时排水许可证。
第三十五条 在雨污分流区域内的排水单位的排水，应当实行雨污分流。
雨污分流区域内现有雨污合流的城市排水管道，由市人民政府逐年安排资金，予以分流改造。
在雨污分流区域内现有雨污合流的排水单位内部的排水设施，由排水单位出资，按照城市排水规划的要求进行雨污分流改造。
第三十六条 排水单位需接通或改变城市排水管网的，应当报经市政管理部门批准，所需费用由排水单位承担，市政管理部门组织实施。
第三十七条 禁止下列损坏、影响城市排水设施的行为：
（一）偷盗、损坏排水井盖；
（二）掩盖、堵塞、占压或擅自改动排水设施；
（三）向排水设施投放火种，倾倒、扫入垃圾；
（四）擅自接通排水管网；
（五）在排水设施上堆放物料、挖坑取土或修建建（构）筑物；
（六）在排水管网内穿越其他管线；
（七）其他有损城市排水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八条 禁止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放下列液体：
（一）易燃易爆、腐蚀性、挥发性、放射性的液体；
（二）与酸、碱物质发生作用后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液体；
（三）能形成胶凝体、凝固体、沉淀物的液体；
（四）未经沉淀的施工浊水；
（五）其他有损排水设施的液体。
第六章 照明设施管理
第三十九条 灯饰设施的建设应符合灯饰专项规划，并接受市政管理部门的管理。
第四十条 单位和个人需要拆除、迁移、改动或占用城市照明设施的，应当经市政管理部门批准，所需费用由申请人承担，市政管理部门组织实施。
第四十一条 城市照明设施与附近树木的距离不得小于1米。因自然生长而不符合安全距离或影响照明效果的树木，由市政管理部门与园林管理部门协商后修剪。
因不可抗力致使树木危及城市照明设施安全的，市政管理部门可以先行修剪，并在10日内到园林管理部门补办手续。
第四十二条 禁止下列损害、侵占城市照明设施的行为：
（一）擅自拆除、迁移、改动城市照明设施；
（二）在城市照明设施范围内堆放物料、挖坑取土、修建建（构）筑物及从事有碍城市照明设施正常维护和安全运行的；
（三）擅自在城市照明设施上设置线(缆)、广告或其他设施；
（四）接用路灯电源；
（五）盗窃城市照明设施；
（六）其他损害、侵占城市照明设施的行为。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市政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监理、验收规定的或无相应市政资质却承担市政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监理的，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市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视其情节轻重，处以100元至500元罚款；造成市政设施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桥涵、照明设施的；
（二）直接在城市道路上焚烧物品、搅拌或存放砂浆、混凝土的；
（三）擅自在人行道上停放、行驶机动车辆，经劝阻无效的；
（四）在城市道路和桥涵范围内清洗机动车辆的；
（五）向排水设施投放火种，倾倒、扫入垃圾的；
（六）未对化粪池等接纳生活污水的设施及时疏浚，造成漫溢的；
（七）擅自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市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或限期恢复设施原状，视其情节轻重，处以1000元至5000元罚款；造成市政设施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擅自在城市道路和桥涵范围内设立市场、停车场的；
（二）擅自在城市照明设施上设置线(缆)、广告或其他设施的；
（三）接用路灯电源的；
（四）擅自在城市道路、桥梁、排水设施范围内修建建（构）筑物的；
（五）擅自设置机动车辆清洗站（点）的；
（六）掩盖、堵塞、占压排水设施的；
（七）擅自接通排水管网的；
（八）在城市排水管网内穿越其他管线的；
（九）擅自对沿街人行道进行改建的；
（十）在城市道路、桥梁上泼洒腐蚀性液体的；
（十一）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放禁止排放的液体的。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市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视其情节轻重，处以5000元至20000元罚款；造成市政设施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擅自挖掘城市道路、桥涵的；
（二）擅自采用非开挖技术穿越市政设施的；
（三）擅自拆除、迁移、改动城市排水、照明设施的；
（四）未经批准或未按规定在城市道路、桥梁上通行履带车、铁轮车、超过道路负荷量的机动车辆的；
（五）在桥梁上架设不符合桥梁安全要求的各类设施或擅自增设管线等设施的。
第四十七条 市政管理部门在对占用或损坏市政设施的行为进行调查时，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可以对占用或损坏市政设施的物品进行先行登记保存。
第四十八条 盗窃、破坏市政设施或非法收购城市排水井盖(座)、道路照明器材及其他市政设施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可以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条 市政管理部门应当公开办事程序，接受社会监督。
市政管理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一条 市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执法时不得少于两人，并持有行政执法证件。
市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中的市政设施占用费和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的收取，按照省建设、财政、物价部门制定的标准执行，专款专用。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下述用语的含义：
（一）城市道路：规划红线以内道路及其地上、地下空间。包括：车行道、人行道、路肩、路坡、路沟、停车场、广场、与新（扩）建道路同步移交的挡土墙、道路分隔带、路名牌、护栏等；
（二）城市桥涵：跨河桥、立交桥、人行天桥、人行地下通道、涵洞、隧道、桥涵附属设施（桥名牌，挡土墙，桥栏杆，人行扶梯，限高、限长、限载标志牌、桥梁测量标志等）；桥梁净空、涵洞前后30米及桥梁上下游60米的河道；
（三）城市排水设施：雨污水管道、进水口、出水口、雨水井、检查井、明渠、暗渠、排水泵站、涵闸；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市区范围内的河道、护堤、护坡、防洪墙等城市防洪设施；
（四）城市照明设施：用于城市道路、桥涵、公共绿地、游园等处的路灯配电室、变压器、配电箱、灯杆、地上地下管线、灯具、工作井以及照明附属设备等。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4年3月1日起施行。1996年4月5日安徽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的《合肥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论共犯口供的证明力
吴丹红*
（来源：《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5期）
案例：2000年5月28日晚，社会青年甲、乙、丙、丁（年龄均为18岁）从舞厅回家经过某软件商店的存货仓库。甲提议：“我白天见这仓库里放了很多光盘，我们去搞一些来卖吧。”乙、丙、丁随即附和。于是四人趁着夜深人静，用钢管撬开仓库大门，各自拿了两箱电脑软件。甲离家较近，所以很快搬了软件回到家里。乙、丙、丁走在后面，想想不放心：万一第二天被发现了怎么办？于是三人合计后折回仓库准备毁迹。乙说：“便宜了甲这小子，要是出了事，我们就说是大家一起放的火，让他跟咱们有难同当。”于是放火烧了仓库，火趁风势烧了附近的几间民房，共计损失18万多元。后来东窗事发，对于共同构成盗窃罪，被告人均无异议，但对共同的放火罪，甲不承认，却又拿不出证据来否认乙丙丁的一致指证。本案在合议庭的内部引起了争议（并不知道三被告人订立了攻守同盟），有的同志认为甲认罪态度不好，主张给甲定放火罪，并加重处罚。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甲的邻居证明起火的时候甲已经回到房间，才免于错误定案。
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通常被称之为“口供”，一直是我国刑事证据理论中较为复杂的问题。而口供中最为棘手的问题，莫过于如何对待共犯口供的证明力。所谓证明力，是指证据所具有的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也就是证据对证明案件事实的价值。本文所谈的共犯口供的证明力问题，旨在探讨同案审理的共同犯罪的被告人能否互为证人，在只有共犯口供的情况下能否定案的问题，这不仅直接关系到对被告人的定罪和判刑，而且是关系到如何保证司法公正的重大问题，所以若能从理论上对其加以科学剖析与合理阐释，澄清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存在的混乱认识，无疑会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
一、对共犯口供证明力的认识分歧及评析
从八十年代以来，诉讼法学界围绕此问题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众说纷纭，至今尘埃未定。大致有如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共犯之间的关系是互为证人的关系，其口供只要可以互相印证，就可以据此定罪判刑；第二种意见认为，鉴于口供的特点和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互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利害关系，即使共犯口供一致，可以相互印证，也不能据此定罪判刑；第三种意见认为，共犯口供的性质仍然是口供，共犯不能互为证人。仍要坚持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只有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四十六条）的原则。但是，如果同时具备下列条件，则可以在非常慎重的前提下定罪：（1）各被告人分别关押，能够排除串供的可能性；（2）各被告人的口供都是在没有任何违法的条件下取得的，能够排除刑讯逼供或引诱、欺骗的因素；（3）各被告人供述的犯罪事实细节上基本一致，在分别指认的前提下可以确认他们到过现场；（4）共犯只有二人时，原则上不能仅凭口供的相互印证定案，共犯为三人以上时，才可慎重行事。[1]
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首先混淆了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与证人的本质区别。因为被告人是被追诉和可能被定罪的对象，与案件的处理结果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属于诉讼当事人；而证人与案件的处理结果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只是案件的“局外人”，两者的地位显然不同，由此被告人口供和证人证言的可靠性是显然不同的，一般来说后者的虚假成分更大；其次，即使把共犯口供当作证人证言看待，如果能相互印证但没有其他证据，仅共犯口供的一致而定罪，这也是与我国证据制度的原则和精神相悖的。因为只有共犯口供的情况下，其真实性和可行性仍然是不能确定的。“以口供证实口供，无异于以一个确定的因素去证明另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其结论将依旧是不确定的。”[2]如果将同案被告人的口供，互相作为证人证言对待，实际上是人为地制造了一种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它曲解了立法精神，而且极容易铸成冤假错案。第二种意见似乎是一种太绝对化的观点，相对来说第三种意见兼顾了原则又附加了例外情况，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比较全面的，但笔者认为它并不具有现实性，因为在实践中实际上很难把握其所列举的条件：第一，对被告人有无串供的可能性的判断一般只限于表面判断，即使分别关押也不能排除被告人事前统一口径，如本文所述案例；第二，案件是客观发生的，其证据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事实上几乎不存在仅有共犯口供，而无其他证据的情形。确认共犯可作为定案根据的例外情况为侦查人员怠于收集提供了借口；第三，由于目前实践中很难完全排除刑讯逼供和诱供的因素，确认例外情况无形中诱使办案人员采取更隐蔽的方法违法获取口供，助长偏重口供的势头；第四，即使在很慎重的情况下，根据共犯口供定罪仍存在与案件事实不符的可能性，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使无辜者被错误定罪的风险。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虽然绝对，却应当是最合理的选择。详细的理由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展开。
二、严格确立不能仅凭共犯口供作为定罪根据规则
如何对待共犯口供，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如果允许仅凭共犯口供定罪，由于共犯之间的利害冲突，有可能会存在嫁祸于人、主犯从犯地位颠倒等实体法上的问题，导致事实的误认甚至无中生有；更严重的是有可能导致警察仅仅通过逼取口供来破案，忽视对其他证据的收集和调查，一旦被告人招认就万事大吉，这就必然会导致偏重口供、违法取供。如果不允许仅凭口供定案，会导致案件中可据以定案的证据减少，很多案件无法作出有罪判决，会有放纵罪犯的危险。[3]这实质上体现了刑事诉讼中的利益权衡与价值冲突：是偏重打击犯罪还是保障人权？从一定角度来说，打击犯罪也是为了保障人权，二者的基本落脚点应统一于保障人权——不仅保障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也保障无辜的人不受追究。我们不得不承认，任何程序其实都不能完全做到惩罚犯罪并保护无辜者，做到每个案件的实体公正，好的程序设置只能在倾重于惩罚犯罪还是倾重于保护人权之间寻求平衡。按照波斯纳的分析，对无辜者定罪处刑的道德成本大于对有罪的人放纵惩罚的道德成本，所以总的错误成本前者要大于后者。[4]从实践来说，一次对无辜者错判的危害可以抵销十次公正的审判。反思我国历来“宁可错杀，也不放纵”的刑事政策，笔者认为我国当前缺失的是保障无辜者的机制，这与越来越注重人的价值的国际刑诉发展趋势是不相吻合的。主张前述第三种观点的人之所以要增加特殊情况下可以凭共犯口供定罪的若干条件，实质上仍是出于对可能因证据不足而放纵罪犯的深深忧虑之表现。的确，不如此做，有的案件可能会因只有共犯口供而无其他证据导致不能定罪，但是，这种案件永远是极少数，即使存在放纵罪犯的可能，也是以个案的不公正换取程序整体公正的合理代价。
而且，从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法和实践来说，笔者认为也应严格确立不能仅凭共犯口供定罪的规则，因为：
第一，共犯口供仍属于被告人口供的一种，应符合口供的采证规则。全面地说，被告人的口供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承认自己有罪或罪重的供述；二是否认自己有罪或罪重的辩解；三是牵涉他人的供述与辩解。[5]共犯口供就属于被告人口供的内容之一。而且，由于共犯之间紧密的利害关系，其口供的虚假成分更大。
第二，我国证据制度的政策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而且刑事诉讼法地四十六条明确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定案”，此处的“被告人”当然包括共犯被告人，仅凭共犯口供不能定罪当然是题中应有之意。如果规定仅凭共犯口供就能定罪的例外情况，不仅于法无据，而且是对该原则的公然违背和破坏。
第三，规定仅凭共犯口供就能定罪的例外情况，实际上为采证不严、草率定案开了方便之门。只要细致侦察，每个案件都有许多证据。共犯口供虽然是一种单独的证据种类，但对于定罪来说则不具有独立的证据价值，不应成为据以定案的主要证据，否则很容易导致错案。如果随着刑诉法的发展在我国确立了沉默权的话，我们更是不能指望共犯口供仅凭共犯口供就能定罪的。
第四，如果允许在一定条件下仅凭共犯口供就能定罪，那么被告人一旦翻供，该案就无任何佐证，会导致司法机关处于被动。所以国外的证据制度一般都规定共犯口供必须有其他证据补强，这样即使被告人翻供，仍有其他证据证明被告人前后口供的真伪。
三、共犯口供需要补强证据（Corroborative evidence）的规则
共犯口供属于言词证据，言词证据不同于实物证据的特点是，它经过了人脑的加工，带有个人主观性的成分，即使供述者并非有意提供虚假陈述，但其观察、记忆和叙述也可能出现偏差，甚至与事实完全不符；如果供述者有意提供虚假陈述，那采信的危险性就更大；另外，只有言词证据才可能包括案件事实已经发生和何人所为这两个方面的信息，而实物证据一般无法同时包含此两方面的信息，所以只有言词证据才存在能否仅依据该证据定案的问题，也只有言词证据才存在补强的必要。笔者认为，共犯口供还存在如下特点：首先，由于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的共同性，决定了共犯口供的牵连性，所以不具有独立的证明性；其次，共犯口供因其可能避重就轻、嫁祸于人、逃脱处罚，在言词证据中可信度是最低的，我们不能以若干共犯口供的机械相加就增加其证据的充分性；再次，共犯口供往往不象证人证言一样在法庭上接受交叉询问，其证明力一般只是靠司法人员的经验判断，因而更需要其他证据的补强。
英美法系对共犯口供向来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明力。依英国判例，被告在法庭外所作的，对于被诉为共犯的人，不能作为证据；即使被告人在法庭审理中以证人身份陈述对其他共犯人不利的事实，也必须参考补强证据。[6]日本法鉴于共犯可能把自己的罪责转嫁给他人的一般化倾向，认为共犯自白是缺乏可信性的证据，也是危险的证据，如果没有补强证据而将共犯自白作为唯一的证据而认定有罪，这可以说是违反经验法则的；[7]我国台湾地区对共犯自白也规定需要补强证据，而且规定不能将各共同被告的自白互相作为补强证据，即应当以自白证据以外的证据作为补强证据。[8]借鉴国外关于共犯口供需要补强证据的普遍做法，在考虑制定我国的证据法时，规定共犯口供需要补强证据的规则：
第一条：仅凭共犯口供而没有补强证据不能定罪，即使共犯口供一致，只要没有其他证据，也一律不能定罪；
第二条：共犯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主要证据，在有其他证据的时候，要以其他证据作为定罪的主要根据；
第三条：共犯口供不能相互作为补强证据，补强证据必须与共犯口供出于不同的来源，即只能是共犯口供以外的证据；
第四条：补强证据应当与共犯口供相印证，并且能够达到独立证明犯罪事实是共同被告人实施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