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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民政府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维护信访工作秩序的规定
云南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公民来信来访工作，维护信访工作正常秩序，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根据《国务院关于维护信访工作秩序的几项规定》和《云南省公民信访条例》，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云南省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十分重视并做好来信来访工作，认真阅处公民来信，文明接待公民来访，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为准绳，负责处理公民信访反映的各种问题。对于一时解决不了的，应据实说明情况，做好思想疏导工作，
不得互相推诿。
第三条 来访人员应当自学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规章，遵守信访部门为保障信访工作顺利进行而制定的有关规章制度，自觉维护上访秩序。
第四条 对于来访人员中已经按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接待处理完毕，本人坚持不走，说服教育无效，无理纠缠取闹，妨碍国家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由接待部门通知其主管单位或当地公安保卫部门派人到场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仍坚持不改的，由接待单位出具证明材料报分管领导批
准后，由公安机关协助送民政收容遣送站送回。
公安机关和其他政法机关遇有前款情形的，经本机关分管领导批准后，可直接送民政收容遣送站送回。
第五条 对集体上访冲击机关的事件，接待单位要坚持做好思想疏导工作，并及时联系其主管部门和驻地公安机关，迅速派人到达现场，协助做好劝阻和维护秩序工作，制止事态发展。
第六条 上访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但符合劳动教养规定的，由接待单位出具证明材料，由上访人员所在单位或县级公安机关按规定程序报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后送劳动教养；尚不够刑事处罚和劳动教养的，由公安机关按
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
1、冲击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不听劝阻，使工作、生产、经营等不能正常进行的；
2、以吵闹、谩骂、围攻等方式纠缠领导或接待人员，扰乱工作秩序达四小时以上，经说服教育无效的；
3、强闯、冲击、扰乱会场或者纠缠参加会议的领导，制止无效，使会议不能正常进行的；
4、不听劝阻抢占办公室、接待室住宿不走的；
5、串联上访人员集体上访，并造谣惑众，煽动群众闹事的；
6、以示牌、举旗、喊口号、演讲、散布传单、铺地宣传、张贴大小字报、列队等方式在公共场所（包括机关门口）非法表达上访意愿，经规劝无效，扰乱公共秩序和交通秩序的；
7、殴打或威胁领导、接待人员或其他工作人员人身安全的；
8、非法侵入领导和接待人员住宅，经劝阻无效，干扰正常生活的；
9、为了达到上访目的，故意将婴、幼儿或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遗弃在接待单位，进行要挟的；
10、携带凶器、毒药上访，以死相要挟或威胁的；
11、捏造事实，侮辱或者诽谤、诬陷领导或接待人员的；
12、故意损坏办公用品、公共设施等公共财务或他人财物的。
第七条 对上访人员中的疑似精神病患者，应由其所在单位（农民由乡、镇政府，居民由街道办事处）负责，送有关鉴定机构进行精神病鉴定。确认为精神病患者的，应及时责成其所在单位及家属予以治疗或监护。
第八条 对上访人员中的麻疯病患者，由信访部门通知卫生部门上派人检查，其中有传染性的，由卫生部门负责处理，信访部门予以协助。
第九条 对上访人员中突发性争病患者，信访部门发现后应迅速通知较近医院或卫生部门及时赶到现场，采取急救措施。卫生部门本着“先抢救、后结算”的原则进行处理。治疗后的费用及善后处理事宜，由患者所属地区、单位或家属承担。
第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1993年4月26日
非理性对现代法治的破坏

2000年12月20日 00:40 郝铁川
　　农业民族生活在经验世界中，较之于商业民族，其生活方式和内容是简单的，简单的生活产生简单的感情，简单的感情产生简单的思维，简单的思维必然导致理性的匮乏。
　　法律体现的是理性，非理性的横行势必阻碍法治目标的实现。
　　第一，非理性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不利于由运动式、革命型的法治向守成式、建设型的法治的转变。
　　群众运动往往是正义性和盲目性同在，本能性和理想性并举，神圣性和非理性共存的社会历史活动。群众运动的动力来自情感燃烧的力量，带有浓厚的非理性特点。在反抗压迫他们的不合理秩序时，有着原始的冲动，能反映现实某些不合理的状况，但如果缺乏理性的支柱，则不能找到这种不合理的根源，不能提出实现社会合理性的正确方向，容易被过多的情感因素所左右，陡然而起，戛然而止，大轰大嗡，盲目激进。
　　中国几千年来停留在农业社会，具有浓厚的非理性思维特点。表现之一便是中国人常常欣赏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式、剧烈革命型的法治。这种法治在破坏一个旧世界方面功不可没，但在建设一个新世界方面却令人不敢恭维。当年，我们曾不顾宪法规定，在短短三个月内，一下子建立70多万个人民公社，期望拔高公有化的水平；又调动千军万马去大炼钢铁，期望在七八年内赶超英美；还规定家家不准冒烟，都去公社食堂吃大锅饭，期望早日过上共产主义生活，但结果怎么样呢？“一枕黄粱再现”。后来的十年“文革”，出发点是所谓“反修防修”，保证新中国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但事与愿违，十年运动变成十年动乱。
　　运动式、革命型的法治在社会形态更替时期是必要的，但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就必须向守成式、执政建设型的法治转变。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
　　第二，非理性以情为本，喜欢宣泄感情，将群众的情绪、而不是将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体现的理性作为处理问题的依据。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法院的判决书中经常出现“不杀此人不足以平民愤”的语句，“民愤”成了定罪量刑的主要标准。罪刑法定的现代法治原则变成了罪刑“民愤”定。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固然是最高的法律。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的意志可以直接表现为法律。相反，它必须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法定程序才能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法律。如果把罪刑法定变成罪刑民愤定，必然带来罪刑擅断主义。因为民愤是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常常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宣泄。“文革”期间，“四人帮”正是依照所谓的罪刑民愤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理论，要求“第二武装”（民兵）“要唱政法工作主角”，说什么“民兵办案是政法工作的大方向”；他们在辽宁的亲信推行什么“五群”（群众侦查、群众审讯、群众审判、群众定案、群众执行）经验；“文革”前期，三五个人凑到一起，代表什么群众组织，就可对公民抄家、游斗、通缉、劳改等，合法的公、检、法等司法机关被砸烂，代之以诸如“贫下中农高等法院”之类的组织。
　　第三，非理性喜欢一蹴而就，“过把瘾就死”，而不重视程序、过程，导致程序虚无主义的泛滥。
　　非理性是农业社会生活简单化的反映，因此，农业民族做起事来十分粗糙，说起话来十分简短。有一段相声说道，最能代表农业文化的中原地区的河南人，对话最简单。“谁？”“我。”“咋？”“尿。”四个字就构成了一对夫妇夜间的一组对话。
　　语言过于简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思维的幼稚。幼稚的思维势必导致司法活动的简单化。主要表现为：一是认为人人都可以坐堂问案，司法人员无须职业化；二是认为程序可有可无，关键是法官的内心体验、直觉顿悟。
　　非理性是千百年来农业社会一种可怕的习惯思维，是现代法治的天敌。孔子说“克己复礼”，我们不妨说“克己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