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团体为什么具有行政管理权？
吕为锟
内容提要：社会团体是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体育法》等法律规定社会团体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与《社会团体管理条例》相冲突。立法机关许可社会团体行使行政管理权，使其成为“二政府”，严重影响了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权威，违背《宪法》。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取缔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社会团体 行政许可 法律冲突 违宪审查
一、社会团体的定义和特征以及行政管理权的产生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明确规定社会团体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也被称为“行业协会”、“民间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它具有六个基本特征：（1）正规性，即具有正式登记的合法身份；（2）民间性，即在组织机构上与政府分离；（3）非营利性，即不得为其拥有者谋取利益；（4）自治性，即能够控制自己的活动；（5）自愿性，即在其活动和管理中有显著的自愿参与的成分；（6）公益性，即服务于某些公共目的。［注1］世界各国社会团体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征，没有强制性，但是中国的许多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具有强制性，丧失民间性和自愿性。
中国的社会团体为什么具有行政管理权？是因为社会团体取得了授权，一是行政机关授权，二是立法机关授权。社会团体经行政机关授权后，虽然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管理权，但它受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指导，并受《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制约，对于由此产生的责任，行政机关有义务承担，行政行为相对人有权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解决行政纠纷，社会团体的这种行政管理权具有表面性和暂时性的特征，行政机关有权撤销授权，本文对此不进行详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许多部门法中对社会团体的职权作出规定，许可社会团体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使行政管理权，不受《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制约，由此产生的责任，行政机关不承担，立法机关也不承担，行政行为相对人不能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取得司法救济，引起了许多社会新问题。这种行政管理权具有实质性和永久性的特征，行政机关无权干预和撤销，只有立法机关通过修改或者废止法律才能撤销行政管理权，人们把立法机关授予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称为“二政府”，颇值得研究。
二、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是法律冲突的结果
《体育法》第31条第2款规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体育法》将全国性单项体育竞赛管理权全权授予社会团体，剥夺了国家体育总局对全国性单项体育竞赛的管理权，其弊端在足球竞赛中暴露出来。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依法享有对全国性足球比赛的管理权，掌握着“中超”、“中甲”的管理权和经营权，并且具有处罚权，如果每个俱乐部主场的广告牌有40块，足协摊派下的要有一多半，万宝路、飞利浦等企业用巨额资金冠名，流到各个俱乐部手里的资金只是一小部分，严重影响到各俱乐部的积极性。2004年度有的足球俱乐部以《社会团体管理条例》为“矛”，试图实现会员的共同意愿，摆脱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的束缚，以罢赛抵制中超，自愿举办联赛，被称为“革命派”；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以《体育法》为“盾”，主张继续进行中超比赛，对罢赛的俱乐部以处罚相压制，被称为“保守派”。“罢赛风波”久久不能平静，社会舆论哗然。《社会团体管理条例》规定社会团体具有自愿性，《体育法》规定社会团体具有强制性，二者相矛盾，这种现象在法学理论上叫作“法律冲突”，足球界的“罢赛风波”仅是法律冲突的一个结果，不是全部结果。由于中国足球运动协会属于社会团体，当受到处罚的球队和球员不服处罚而对中国足球运动协会提起行政诉讼时，法院必定以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为社会团体而不是行政机关为由，依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裁定不予受理。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的行政管理权不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授权的，而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许可的，国家体育总局对此不承担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理应对此承担责任，如果受到处罚的球队和球员起诉国家体育总局，法院受理后必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起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院必定裁定不予受理。可见，中国足球运动协会行政管理权不受《行政诉讼法》的制约，其处罚决定书的效力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的效力，——这也是法律冲突的结果。社会团体不是国家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工作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他们不能成为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等刑事责任主体，如果司法机关想追究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等刑事责任，在法律适用方面必然会遇到困惑。比如，2002年发生的“黑哨”龚建平案件中，检察机关起诉书指控龚建平犯有商业受贿罪，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一审法院经延期审理，判决认定龚建平犯受贿罪，处十年有期徒刑，虽然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法院和理论界对此仍然存在不同见解。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经立法机关许可取得行政管理权，其工作人员同国家行政工作人员一样，如果他们收受贿赂不构成受贿罪，或者按照商业受贿罪判处较轻的刑罚，就是对这种受贿行为进行怂恿和支持。法院以受贿罪对被告人龚建平定罪量刑，存在合理性一面，但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也存在违法性一面。从法院判决结果看，法院把中国足球运动协会工作人员（足球裁判员）龚建平视同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法院把具有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法院在刑事审判中把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而在行政审判中不把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这还是法律冲突的结果。如果《体育法》没有许可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那么上述各种争执均不会发生。
《律师法》第40条规定律师协会履行七项职责，律师协会取得一定行政管理权。2004年7月深圳60多名律师在联名提出的“罢免会长提案”中指责深圳市律师协会某会长上任一年就将历届律协留下的1200万元会费花光且留下巨额赤字，致使未来的六届律师协会将要用20年时间偿还欠账，每年将承担200万元的债务，花4000万元巨资（包括贷款利息）购买的1680平方米的律协办公楼仅仅为律协14名工作人员使用，拿律师血汗钱装点门面等等，“罢免风波”说明社会团体在履行行政管理职权过程中存在腐败现象。《行政许可法》施行前，司法行政部门每年向律师收取高额年检注册费，《行政许可法》施行后年检注册费被取消，正当律师们欢欣鼓舞时，律师协会的会费标准却让律师们大吃一惊，律师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大大加重了。2005年山东多数地市律师协会每年征收个人会费2000元，团体会费15000元，比北京团体会费10000元多5000元，多数地市律师敢恕而不敢言，乖乖地交纳，青岛律师联合起来了，集体说“不”，掀起大规模的“抗费运动”，在市司法局的行政干预下，一些大的律师事务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得不妥协，交纳了会费，6月30日下午青岛市司法局召集没有缴费的律师事务所主任召开紧急会议，有一位副局长宣布：今天晚上12点以前，如果再不缴费的话，取消律师事务所的年检资格。在“最后通牒”的胁迫下，“青岛律师抗费运动”以律师失败而告终。有的律师不堪重负，试图根据社会团体的自愿性特征退出律师协会，但无法退出。《律师法》第39条规定“律师必须加入所在地的地方律师协会。加入地方律师协会的律师，同时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会员”，律师取得律师执业证后，无需申请加入律师协会，自然成为各级律师协会会员，多级会员资格的取得是法定的而不是自愿的，哪一级律师协会也没有向会员颁发会员证。如果律师想退出律师协会，就只有放弃执业。国办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后，我国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占绝大多数，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管理混乱问题突出，律师协会具有行政管理权是主要原因之一。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以及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办事处都是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办、国办《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6]22号）规定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统一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国务院于1998年10月发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1999年11月中办、国办又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9]34号）。民政部于1999年12月28日发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民政部第18号令)，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按照教育、卫生、文化、科技、体育、劳动、民政、社会中介服务、法律服务和其它共十大行业分类进行登记。民政部从2000年初至2001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地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复查登记工作，全国大多数行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均参加了民政登记，上海市司法局收到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进行民政登记的通知后，向司法部提出《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否进行民政登记的请示》（沪司发请［2000］57号），2000年6月7日司法部作出《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司复［2000］4号)。正是因为司法部贯彻执行《律师法》，作出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没有贯彻执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导致民办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其主体合法性受到质疑。《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企业单位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五类社会组织可以按照规定参加工伤保险，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具备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实质要件，因未进行民政登记而不具备形式要件，成为无照经营单位，无权参加工伤保险，即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准许参加，也难以得到社会保障。2004年夏天，我在青岛参加山东省劳动仲裁员培训班，后取得劳动仲裁员资格，在培训学习《工伤》时我特地向老师递一纸条，请教一个问题，“已由业务主管单位批准成立但尚未进行民政登记的民办学校、民办律师事务所等民办非企业单位，员工发生工伤后申请工伤认定的，是否认定为工伤？”讲课老师是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医保处长，他说：“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暂不受理。”当律师在工作途中或者上下班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而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根据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决定是否受理，必以单位没有取得营业执照即用人单位主体不适格为由认定双方之间没有形成劳动关系，从而决定不予受理，不可能作出工伤认定书。农民工受工伤后一般可以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获得赔偿，而律师受工伤后一般不能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获得赔偿，可以按照合伙或者雇佣关系处理，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或者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这就是民办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好处”。根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民政部《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之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个体、合伙和法人三种形式，这种体制具有科学性，而司法部根据《律师法》制定的登记条件远远高于国务院的规定，并且均不具备法人资格，程序上须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没有科学性可言。2005年11月北京有一位律师在收取当事人千万元巨款后卷款失踪，合伙人面临承担连带责任，家庭财产朝不保夕，如果该律师事务所取得了法人资格，那么合伙人的家庭财产将受到法律保护，此案向律师敲响了警钟，规范登记管理并建立法人制度十分必要，刻不容缓。早在2001年夏天，我曾以律师和法学会员双重身份到日照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进行调研，有一位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我问：“到底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在哪一个部门进行登记？”科长答：“根据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政部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唯一法定登记管理机关，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登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典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由民政部门登记。”“难道司法行政部门没有登记管理权吗？”我一边争辩，一边把司法部制定的《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和《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复印件拿出来，让科长看。科长不屑一顾，说：“司法行政部门是民办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主管单位，但不是登记管理机关，行业管理与登记管理是两码事，你们当律师的人一听就明白，还用问吗？”我的脸红了起来，没有一点儿争辩的勇气，象学生请教老师一样问如何申请登记。科长详细介绍了进行民政登记的条件和程序，与企业进行工商登记相类似，但必须具有有关行政部门作出的审批文件，否则不予登记。科长强调说：“如果民办非企业单位不来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它在税收、劳动保障等方面享受不到国家赋予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优惠待遇，迟早有一天，非来进行登记不可。咱市有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已经注册登记了，尚未登记的，请赶快前来登记。”我听了这话后感到非常意外，脱口而出：“谁说的？不可能吧！哪一家登记了？”我请求看看登记档案，眼见为实，科长欣然同意，从档案橱中抱出几个档案盒放在我的面前，里面均有由东港区司法局盖公章的审批文件。原来，东港区司法局主管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法律服务所全部进行了注册登记，均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律师事务所的名称被核准登记为 “（日照）山东××律师事务所”。科长办公桌上还放有一份《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表》，排列着市级有关行政部门名称及其联络员姓名、职务和电话等，其中日照市司法局联络员姓名边永生，职务为政策研究室主任。我特地来到市司法局政策研究室，直问边主任：“你是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吗？为什么不联络？”边主任认真地答：“市局指派我担任联络员后，我参加了由市政府组织召开的全市有关行政部门联络员会议，开展了一段时间的联络工作，后来省司法厅发来一个不准进行民政登记的文件，我根据市局领导的安排停止了联络工作。”他从文件档案中找出《山东省司法厅关于转发的通知》（鲁司发通［2000］67号）。我又特地拜访了日照市东港区司法局律师管理科长刘忠贤，问：“全国各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为什么你们登记了？”“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同民办学校、民办医院一样，只有经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后才算依法成立。”刘忠贤科长兴致勃勃地说：“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收费受物价部门限制，税务部门征收企业所得税是不合理的，我区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进行民政登记后，仅凭着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以非企业为由拒交企业所得税，非常有效，税务机关从此不再来征收了……”在全国各地各级司法行政干部中，象刘忠贤一样贯彻落实党的统一登记政策的人，廖若晨星，——这就是法律冲突的后果。刘忠贤科长后因病去世，但他永远活在律师们的心中。某市有一家合伙律师事务所苦于无照经营，试图进行民政登记，但市司法局没有作出审批文件，市民政局拒不给予登记，无奈之下该律师事务所向市人事局提出登记申请，通过“走后门”取得了《事业法人登记证书》，放在抽屉里而不敢挂在墙上，担心被司法局发现并给予处罚。司法部根据《律师法》实行“两结合”管理体制，即行政部门与社会团体共同行使管理权，司法行政部门对不应当管的登记管理工作拒不交给民政或者人事部门，抓而不放；对应当管的业务管理工作交给律师协会，放而不抓，国办和民办律师事务所的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管理机关均错位，完全违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司法部规定民办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就象规定律师结婚不进行民政登记一样，十分荒唐。《律师法》第19条规定律师事务所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后设立，没有明文许可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司法部规定国办所不进行人事登记、合作、合伙所不进行民政登记，属于对法律作扩大意义解释，被全国人大常委会默认。“两结合”管理体制具有“三违一符”特点，即它违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违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违背科学，“符合”《律师法》。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业”，2004年司法部开展了大规模的律师集中教育整顿活动，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但《律师法》没有修改，“两结合”管理体制没有改变。2005年我给司法部长致信，对“两结合”律师管理体制提出质疑，呼吁贯彻“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全面改革律师管理体制，并赠送了一幅对联，“千规范万规范无照经营不规范，旧拓展新拓展自己登记丢拓展”，横批“法律冲突”。在《律师法》与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相冲突的情况下，我认为司法部应当贯彻执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允许民办律师事务所具有个体、合伙和法人三种组织形式，由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进行业务管理，并由同级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规范和拓展，这种管理体制可称为“两分离”管理体制，即登记管理与业务管理相分离，律师协会没有任何行政管理权，社会团体自律性管理不能与行政管理相提并论。
目前，我国社会团体除在体育、律师行业具有行政管理权外，在会计、金融、保险和证券等众多行业中也具有行政管理权，都是部门法与行政法规相冲突的结果。
三、法律冲突是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落后的结果
进入20世纪，西方法治社会中政府行政职能和行政权开始大扩张、大膨胀，西方学者称为“行政国”现象。［注2］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西方国家把中国称为“行政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有的学者主张实现“小政府、大社会”改革目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把政府管的事情交给社会团体管，社会团体的职权呈现膨胀趋势，这种思潮不符合法人制度理论。法人制度理论要求各类法人各负其责，行政机关具有行政管理权，社会团体没有行政管理权，均不应当从事经营活动。《德国民法典》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系统、完整的法人制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我国从1986年《民法通则》施行开始建立法人制度，仅20年。我国法学理论界主流学者主张法人共分为机关法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等四类，这一理论没有全面反映我国现行法人制度，不能正确指导立法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没有把民办非企业法人与其他法人并列作出规定，说明法人制度理论研究工作滞后。“与民事主体问题相关联的还有法人分类，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现在社会中介组织越来越多，民办、合资办学校、医院等日益增加，很难归入民法通则划分的四类法人。有关民事主体以及法人分类，如何规定为好，需要进一步研究。”［注3］2001年我在中法网发表《论民办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方向》一文，根据《民法通则》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首次提出“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即我国法人共分为机关法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民办非企业法人等五类。2003年4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五类社会组织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符合“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同时说明“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是对我国法人制度的正确反映。2004年10月我在法律图书馆网站发表《论中国法人制度新理论及其对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影响》一文，改称为“法人五类说”。如果“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在法学理论界得到认同，用于指导立法工作，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废止或者修改一批法律，撤销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相冲突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未来的民法典能够对各类法人进行全面调整。200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关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将渎职罪的主体定义为“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具有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被纳入其中。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团体具有处罚权而不受《行政诉讼法》的制约，成为立法空白，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将其纳入《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范畴。我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社会团体行政管理权纳入《刑法》和《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范畴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默认了社会团体的“二政府”地位，其消极作用更大，社会团体行政管理工作是否应当接受全国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二政府”是否也应当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由谁作报告？只有取消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任由社会团体继续行使行政管理权，民众反抗“二政府”统治的“风波”、“革命”和“运动”将不断涌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必将变成“两政府、乱社会”的现实。
法律具有稳定性，行政法规具有灵活性，二者之间难免发生冲突。当法律与行政法规相冲突时，部委应当贯彻执行法律还是行政法规呢？许多学者认为，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部委应当贯彻执行法律，不应当贯彻执行行政法规。我认为，部委应当以《宪法》为依据并以党的政策为指导进行选择，违背宪法和党的新政策的法律是“恶法”，必定与国务院依据《宪法》和党的新政策制定的行政法规相冲突，部委应当贯彻执行行政法规而不应当贯彻执行“恶法”，只有这样才能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促进法律修改，如果部委一味地贯彻执行法律而不贯彻行政法规，就会出现部委依法规避国务院行政法规和党的政策的结果，部委可以找出贯彻执行法律的借口掩盖其没有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的事实，把法律视为“瓶颈”，把管理不善的责任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基本法律均经众多专家学者多年论证，具有较高的立法水准，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大多数法律是由部委起草的，不乏社会团体参与并争分行政管理权，立法质量普遍较差，许多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和党的政策相冲突，立法过程和社会效果呈现出“关门立法→法律冲突→恶法乱国”的特点。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后，人们在理解和适用方面存在诸多分歧，遭受众多学者批评。又如，《民办教育促进法》第9条规定“民办学校应当具备法人条件”，即不允许成立不具备法人条件的个体和合伙学校，将国务院确立的个体、合伙和法人等三种组织形式封堵两种，显然不利于民办教育的发展，尤其不利于民办学前教育的发展，名为“促进法”，实为“限制法”。再如，我国《宪法》规定国务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依法享有最高行政许可权，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行政许可法》规定自己享有比国务院更高的行政许可权，显然违背《宪法》，等等。2005年国庆节放假期间，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分别寄交《关于体育法等六部法律违背宪法的审查申请书》，为防止当地邮政局当作上访信件暗扣，特地从日照市跑到江苏省赣榆县邮政局，在得到邮递员保证投递的承诺后用挂号信寄发，至今没有回音。当法律违背宪法时，应当通过什么程序解决呢？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违宪审查制度（或称司法审查制度）是宪政得以成立的一项关键性制度，是判断一个国家有无宪政的重要标志。如在美国，联邦宪法的起草者就认为，司法审查乃是一部宪法中必要的且不证自明的部分。而在美国宪政实践中，司法审查已经成为“宪法拱门上的拱顶石”，是“宪法机器中绝对必要的部件，抽掉这个特制的螺栓，这部机器就化为碎片”。现代宪政国家必须确立宪法的至上权威并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来予以保障。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的最后一段宣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依据这一规定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其结果，违宪现象大量存在得不到纠正，长此以往，宪法作为法律规范效力尽失，权威扫地，根本大法，根本无用。［注4］正是因为我国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导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许多法律违背宪法而得不到及时修改，成为“恶法”，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成为“二政府”，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行政许可权，成为“二政府总部”，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行政管理权而不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囊括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工作，民众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不能获取全面的行政工作信息。
四、建议和悬赏
两军相冲突是战争，两法相冲突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我国许多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相冲突，导致许多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被贬称为“二政府”，严重影响了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权威，有损于共产党的执政形象，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特建议中共中央恢复成立“中央法律委员会”，并列于中央军事委员会，象重视维护领土完整、反对“两国论”、加强军队建设一样，重视维护宪法尊严，建立健全违宪审查制度，取缔“二政府”，确保行政法规、宪法和党的政策不受“恶法”所冲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了解决法律冲突问题，取消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我甘愿奉献自己的全部积蓄，特发布悬赏：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年龄、姓别、民族、党派和职业，无论谁取消了中国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我自愿立即支付赏金二十万元。
注
1、孙玉芝，经济法教学大纲（2004年）。
2、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3、顾昂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说明——2002年12月23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
4、谢维雁，中国五十年宪政建设的困顿与前景，《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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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吕为锟，男，1964年6月出生，参加高考、成人高考和自学考试先后分别毕业于临沂师专外语系、曲阜师范大学英语系和山东大学法律自学考试，1993年考取律师资格，1994年从事律师工作至今，现任山东名律律师事务所律师，擅长办理经济纠纷、人身伤害赔偿、劳动争议和刑事辩护等律师业务，在省级以上杂志上发表论文三篇、自传一篇，在互联网上发表论文多篇，坚持“用律师从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法学理论变革中国”的学术理念，2000年8月曾被中共日照市委、日照市人民政府授予“日照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荣誉称号。
通讯地址：山东省日照市天津路117号。邮政编码：276826。工作单位：山东名律律师事务所。联系电话：13806336639。
国家技术创新工程总体实施方案
科技部 财政部 教育部等
国家技术创新工程总体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全国科技大会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国发［2009］9号），大力支持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组织实施技术创新工程，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国家技术创新工程是在现有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创新管理，集成相关科技计划（专项）资源，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加快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实施技术创新工程是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迫切要求，是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举措，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任务。
长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企业技术创新工作。特别是全国科技大会以来，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氛围日益浓厚，确立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战略思想深入人心，企业的创新动力和活力显著增强。各地方、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采取有力措施积极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取得了重要进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是在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中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产学研结合松散、围绕产业技术创新链持续稳定的合作不够，创新资源分散重复、布局失衡，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缺乏全面有效的支撑服务等，导致科技与经济结合不够紧密，迫切需要采取系统措施集中加以解决。
实施技术创新工程的指导思想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促进科学技术更加主动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紧紧依靠科学技术和自主创新，以确立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为主线，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核心竞争力，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有力支撑。
实施技术创新工程要坚持“企业主体、政府引导；深化改革、创新机制；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部门联合、上下联动”的原则。
实施技术创新工程的总体目标是：形成和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大幅度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幅度降低关键领域和重点行业的技术对外依存度，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实现科技与经济更加紧密结合。
二、主要任务
针对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从以下方面入手，着力推进产学研紧密结合，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有效的支撑服务，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
（一）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和发展。
统筹推进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构建和发展。以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重点围绕十大产业振兴和战略性产业发展，形成工作布局。
引导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构建。促进产学研各方围绕产业技术创新链在战略层面建立持续稳定的合作关系，立足产业技术创新需求，开展联合攻关，制定技术标准，共享知识产权，整合资源建立技术平台，联合培养人才，实现创新成果产业化；指导和鼓励地方结合当地实际，构建支撑本地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组织协调、沟通联络、咨询服务等作用，推动本行业联盟的构建。
引导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健康发展。通过科技计划委托联盟组织实施国家和地方的重大技术创新项目；积极探索支持联盟发展的各种有效措施和方式；推动联盟建立和完善技术成果扩散机制，向中小企业辐射和转移先进技术，带动中小企业产品和技术创新；依托联盟探索国家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政策。
（二）建设和完善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明确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的建设要求，突出资源整合和服务功能；按照“面向产业、需求导向；创新机制、盘活存量；政府引导、多方参与；明确权益、协同发展”的原则，构建面向重点产业振兴和战略性产业发展的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依托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大型骨干企业以及科技中介机构等，采取部门和地方联动的方式，通过整合资源提升能力，形成一批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充分发挥转制院所在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中的作用。加快先进适用技术和产品的推广应用，加速技术成果的工程化，加强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攻关，加强研发能力建设和行业基础性工作。
提高平台服务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建立健全人员保障与激励政策措施，明确岗位职责，完善绩效评价，加强专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
（三）推进创新型企业建设。
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规划纲要》实施的要求，推进创新型企业建设工作；加强分工协作，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分类指导，突出对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引导。
引导企业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引导企业加强创新发展的系统谋划；引导和鼓励创新型企业承担国家和地方科技计划项目；引导和鼓励有条件的创新型企业建设国家和地方的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工程中心等；支持创新型企业引进海内外高层次技术创新人才；支持企业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
引导企业建立健全技术创新内在机制。完善创新型企业评价指标体系，开展创新型企业评价命名，发挥评价对全社会企业创新的导向作用；加强创新型企业动态管理，形成激励企业持续创新的长效机制；通过科技奖励引导企业技术创新；发挥创新型企业的示范作用。
引导企业加强技术创新管理。通过培训、示范等多种方式在企业中推广应用创新方法；推动企业实施自主品牌战略、知识产权战略，塑造国际知名品牌；通过建立创新型企业信息网，促进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发挥广大职工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群众基础，组织职工开展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技术攻关、发明创造等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加强职工技术交流与协作，促进职工技术成果转化。
（四）面向企业开放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科技资源。
引导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自然科技资源、科学数据、科技文献等公共科技资源进一步面向企业开放。
推动高等学校、应用开发类科研院所向企业转移技术成果，促进人才向企业流动。鼓励社会公益类科研院所为企业提供检测、测试、标准等服务。
加大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分析检测中心等向企业开放的力度。将开放工作纳入单位年度工作计划，开放情况作为其运行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
（五）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企业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推动高等学校和有条件的科研院所根据企业对技术创新人才的需求调整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模式。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培养适应企业发展的各类高级技能人才。鼓励企业与高等学校、科研院所联合培养人才。鼓励企业选派技术人才到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接受继续教育、参加研究工作，或兼职教学。
引导高等学校学生参与企业创新实践。发挥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的作用，吸引博士毕业生到企业从事技术创新工作。鼓励高等学校和企业联合建立研究生工作站，吸引研究生到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实践。引导博士后和研究生工作站在产学研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鼓励企业和高等学校联合建立大学生实训基地。
协助企业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以实施“千人计划”为重点，采取特殊措施，引导和支持企业吸引海外高层次技术创新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
提高职工科技素质和创新能力。广泛开展岗位练兵、技能比赛、师徒帮教、技术培训等活动。把增强职工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与提高职工技能水平结合起来，建设一支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高素质职工队伍。
（六）引导企业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
发挥国际科技合作计划的作用，引导和支持大企业与国外企业开展联合研发，引进关键技术、知识产权和关键零部件，开展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鼓励企业与国外科研机构、企业联合建立研发机构，形成一批国际科技合作示范基地。
发挥驻外科技、教育等机构的作用，引导企业“走出去”，开展合作研发，建立海外研发基地和产业化基地，及时掌握前沿技术发展的态势，把握国际市场动向，通过科技援外等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技术，扩大高新技术及产品的出口。
鼓励和引导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充分利用国外企业和研发机构的技术、人才、品牌等资源，加强自主品牌建设。
三、保障措施
（一）创新科技计划组织方式。
国家科技计划调整和优化立项机制。建立和完善以企业技术创新需求为导向的立项机制；建立和完善企业技术创新需求的征集渠道，应用开发类项目的指南编制、课题遴选、立项论证充分发挥企业作用。加强各类计划之间的联动和有效衔接。
改进科技计划项目的组织实施方式。应用开发类项目应有企业参加、产学研联合实施，围绕产业技术创新链加强项目的系统集成；对符合条件的创新基地、人才团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持续安排项目支持。
建立支持科技计划成果转化应用的资金渠道和机制，发挥已有科技计划成果支撑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
支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组织实施科技计划项目，开展重大产业技术创新活动。支持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强化面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服务功能。发挥科技计划对创新型企业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和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引导作用。
（二）发挥财政科技投入的引导作用。
调整科技支撑计划、863计划、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等相关计划（专项）的投入结构，形成持续稳定的经费支持渠道，保障技术创新工程重点任务的实施。
创新财政科技投入支持方式。综合运用无偿资助（含后补助）、贷款贴息、风险投资、偿还性资助、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全社会资源支持企业技术创新。
（三）建立健全有利于技术创新的评价、考核与激励机制。
完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内部分类考核。对从事教学、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和成果转化的不同工作进行分类评价，使上述各类人员具有同等地位。科技人员承担企业委托的研究项目与承担政府科技计划项目，在业绩考核中同等对待。
支持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建立技术转移的激励机制。应用开发类研究以成果的转化应用作为评价标准。有条件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建立专门技术转移机构；对技术转移获得的收益，明确对科技成果完成人和为成果转化做出贡献人员的奖励措施。
完善国有企业考核体系和分配激励机制。发挥业绩考核引导作用，在对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中，进一步完善对技术创新能力的考核指标体系，引导企业加大科技投入。推动企业集团将技术创新能力指标纳入内部各层级企业的考核评价体系。进一步研究企业骨干技术人员中长期分配激励机制与政策，调动发挥骨干技术人员积极性。
（四）落实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政策。
抓好政策落实。加快开展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加强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加大宣传培训力度，落实企业研究开发费用所得税前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创业投资企业和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优惠等重点政策。
不断完善政策。开展政策落实情况评估，及时掌握新的政策需求，促进政策研究制定，完善促进产学研结合、技术转移等政策措施。
（五）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
建立科技金融合作机制。加强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的结合，发挥财政科技投入的杠杆和增信作用，引导和鼓励金融产品创新，支持企业技术创新。
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信贷支持。通过贷款贴息等手段鼓励和引导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支持企业进入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鼓励和支持企业改制上市，扩大未上市高新技术企业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试点范围，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创业板上市。
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和科技保险试点，推动担保机构开展科技担保业务，拓宽企业技术创新融资渠道。
大力发展科技创业投资。加大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力度，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地方政府以及其他民间资金参与科技创业投资。
四、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统筹推进工程实施。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开发银行等部门组成的推进产学研结合工作协调指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技术创新工程，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决定技术创新工程实施的重大事项，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和地方创新资源，督促检查技术创新工程的实施情况。
协调指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落实协调指导小组的议定事项，做好推动技术创新工程实施的具体工作，加强联络协调，组织调查研究，促进信息沟通，指导地方工作。
（二）加强部门协同，完善分工负责机制。各相关部门根据总体方案，结合部门职能，分解工作任务，发挥各自优势，制定具体方案，落实相应责任；部门间加强协调配合，针对实施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三）发挥地方作用，结合实际开拓创新。各地方要结合当地实际，突出地域特色，在总体方案的指导下，加强组织领导，制定方案，集成相关资源，加大投入，完善保障措施；各级科技、财政、教育、国资监管、工会、开发银行等部门要加强分工协作，与有关部门协调合作，积极探索，大胆创新，落实各项重点任务，扎实推进技术创新工程的实施。
